- · 《清史研究》编辑部征稿[10/30]
- · 《清史研究》杂志社收稿[10/30]
- · 《清史研究》杂志社刊物[10/30]
- · 《清史研究》期刊栏目设[10/30]
- · 《清史研究》数据库收录[10/30]
- · 《清史研究》投稿方式[10/30]
- · 清史研究版面费是多少[10/30]
朝廷与地方的政策与利益——鸦片战争前对外贸(9)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除了去宁波定海,英商还去了厦门[8](P656)。厦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而广州贸易则开始滑坡。 乾隆二十四年广东巡抚托恩多《奏覆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
除了去宁波定海,英商还去了厦门[8](P656)。厦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而广州贸易则开始滑坡。
乾隆二十四年广东巡抚托恩多《奏覆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税收短少折》云:“臣复细加查核,粤海关乾隆二十二年分所到洋船(西欧船),比乾隆二十一年少到八只,计少收船钞规费银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两零。又洋船进口出口货物,比较乾隆二十一年分,如檀香、番锡、湖丝、磁器、土夷茶、土松香、各色绸缎、零星杂货等项,共少收银八万五千五百四两六钱零;惟胡椒、黑船多罗绒、羽纱、羽缎等项多收银四千七百五十九两八钱零。以盈补绌,仍实少收银八万七百四十四两八钱零。合计船钞、规项及洋船货物,二共少收银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五两零。又,乾隆二十二年所到本港船只(南洋船)比较乾隆二十一年分多到十只,共多收钞银一万二百两四钱零;惟贸易船钞信各口报收正杂等项少收银四百二两八钱零。以盈补绌,尚实多收银九千七百九十七两零。今以本港船之盈,补外洋船之绌,通计实少收银八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两零。缘该关每年所收税银惟视洋船之多寡以定盈绌。所有乾隆二十二年分缺少银两经臣覆加查核,乾隆十九年共到洋船二十七只,乾隆二十年共到洋船二十二只,乾隆二十一年共到洋船一十五只,乾隆二十二年共到洋船七只,实因洋船递年少到,以致盈余税银递年减收,并无侵隐情弊。”[9](P97)对托恩多的这份奏折,梁嘉彬先生认为:“据同年新柱等折,洋船进口,每船船钞规礼每年最少亦有三千余两之数,此折谓‘乾隆二十一年少到八只,计共少收船钞规(项)银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两零’云云,常指‘盈余税银’而言。然历朝主广东市舶者多无清行,甚至有与疆吏朋比为奸者。清代粤海关监督谓无‘侵隐情弊’云云,亦多官样文章耳!”[10](P114)也就是说,广州贸易量下降,对政府、海关和官吏都不是件好事,官吏们的损失更大。必须尽快地解决贸易滑坡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习惯的办法,就是通过朝廷的干涉,把对外贸易的权利包揽过来。
乾隆二十一年,当贸易季节快要结束之时,两广总督杨应琚呈上了奏折。乾隆有批谕: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谕军机大臣等:据杨应琚奏,粤海关自六月以来,共到洋船十四只;向来洋船至广东者甚多,今岁特为稀少。查前次喀尔吉善等两次奏有红毛船至宁波收口,曾经降旨饬禁,并令查明勾引之船户、牙行、通事人等,严加惩治。今思小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著喀尔吉善会同杨应琚照广省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浙省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于稽查亦便。其广东洋商至浙省勾引夷商者,亦著两省关会,严加治罪。喀尔吉善、杨应琚著即遵谕行。”[11](P12)
广东贸易洋船稀少,是因为洋船跑到宁波去了。奸牙小人勾串滋事如果是主要原因,则事关海防,所以乾隆最为敏感。但有无奸牙小人勾引洪任辉之类的英夷商人呢?新改任浙江巡抚的庄有恭和福州将军新柱都有覆奏报告,经当地官府有司查拿审询有关商牙,结论是“实无商约勾引情事”[12](P199)。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英国商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之类。至于各级官吏“抽肥获利”,大凡所有港口一概如此,只是当时广州问题比宁波严重,英商才奔宁波而来。
无疑,杨应琚的奏疏引起了乾隆对宁波通商问题的重视,与杨奏一道起作用的还有浙江提督武进升的奏折:“据武进升奏,(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宁波头洋有红毛船一只收泊等语。其一切验放交易,自应照旧例办理。但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间有遭风漂泊之船,自不得不为经理。近年乃有多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其如何稽查巡察,俾不致日久弊生,不可不豫为留意。如奏内所称船户噶喇吩至噶喇吧地方,同来过夷商味啁、通事洪任,驾船来宁等语。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人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可传谕该督抚等,令其留心。”[13](P4-5)作为封疆大吏地方军事长官的提督是从海防去看待对外贸易,无可过多指责。但其所奏却与杨应琚相互映证,在乾隆心中起到作用之后就不止是海防问题了。用增减关税和陋规杂费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不失为有效手段,但那应是有利于发展全面贸易,而不是为了防夷而关数门开一门。广州税重不减,宁波税轻加重,重至外国人在浙省几乎无利可图,不得不回到广州去。税率提高到多少呢?“我们把道爷给的折子仔细阅读,船钞一项为3 500两(规礼银1 950两除外),生丝、茶叶和瓷器的税率比广州高达四倍。”[7](P477)这就叫作“不禁之禁”法。乾隆自己也诠释道:“本意原在令其不来浙省而已,非为加钱粮起见也。”[14](P37)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qikandaodu/2021/0114/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