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与地方的政策与利益——鸦片战争前对外贸(7)

道光十六年底，弛禁之论终于在许乃济上疏半年后，以邓廷桢等广东长官们放弃弛禁、请示严定贩卖吸食鸦片罪名的奏折为标志，宣告失败。

“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鸦片从严惩办，以塞漏卮，意在严吸食之罪名，定保甲之连坐。奉旨：交各省督抚会议，并饬部臣重定新例，凡吸烟贩烟者，皆以死论。”[22](P60-61)道光皇帝终于又一次下决心禁烟，并将此重任交给林则徐，但是道光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决策者。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道光十八年十月，从湖广总督任上奉旨入京觐见，被道光皇帝接连召见八次，商讨禁烟方略；受命为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节制全省水师。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3月10日)抵广州，二月初四日(3月18日)召集十三行商人宣布谕帖，命各国烟贩限期呈缴鸦片。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23日)，主持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共销毁鸦片19 179箱，又2 119袋，实重2 376 254斤。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6月28日)，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九月，林则徐被革职交部严加议处[23](P233-404)。

林则徐的销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道光朝廷的禁烟却归于彻底的失败。在列强的炮火中，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悲痛、屈辱的近代史。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中央朝廷制定决策当然总是从“全局”考虑，但是，当王权伦理与国家经济纠缠不清之时，伦理秩序与王权稳定往往成为全局中的大局；当自认为天朝独尊而不能客观地分析中外形势之时，遵依“成宪”沿用旧规也就成为决策者的根据。清廷并不是不讲发展经济的王朝，但内陆文明中心的观念已经使这个王朝顽固地坚守自己落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外贸易不过是末业与柔远的混合体，于是才会采取有限贸易和消极管制。但是，在中央朝廷看来是局部的利益，在地方政府看来却是全局利益；在中央看来是大不了的外贸收入，在地方看来却是一省命脉；在中央看来是有伤海防、稳定、政体之事，在地方看来却是实惠大于虚务。如果近代世界市场完全被拒之于国门之外，如果中央朝廷干脆大开国门，政策与利益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冲突。问题就在于这“禁又强禁不了，放又不敢开放”之间的决策，有限贸易和消极管制的结果势必造成朝廷政策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最终是“管也管不好”，甚者，在道光皇帝这样有傲心而无魄力时期，朝廷决策已无明确的判断价值标准，左右摇摆，最终成为一纸虚谈；而地方利益也被贪官污吏化为私人利益，把国家和民众利益弃之不顾，国家走向衰败。

清兵入关直下东南之后，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政治形势是很不利的。其中郑氏集团雄踞闽南台湾，与清廷对抗。清初近40年中屡屡宣布海禁，且禁令及其实施之严，明代不可比拟，而一旦消灭郑氏政权便立即解禁，只能解释清廷海禁是民族矛盾斗争的产物。康熙二十二年，施琅题奏弛禁(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也应是此时之作)，二十三年诏开海禁[1](P9)，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开始出现通商效益[2](P110-135)，在开禁之后，清廷政府主要采取有限贸易的管制政策(康熙五十六年又有禁南洋贸易，雍正五年废)，并对欧亚商人予以区别对待，出现了所谓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所以在朝廷对海外贸易是禁还是通的问题上，一般大臣无更多讨论的余地。然而，由于朝廷采取有限贸易的管制政策和区别对待欧亚商贸的措施，江浙闽粤四省在实际贸易中由于面对不同的贸易对象并因此呈现不同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商品量、贸易额，地方经济因此出现了不公平和不平衡。要么禁海大家穷，开了禁就应该大家富，地方经济利益开始成为地方长官和官僚们追求的东西，权衡地方利害便成了官员们用心之处。但是康、雍、乾三朝皇帝魄力大、主见明，中央大臣与地方大臣对大政方针必须服从，只是在服从的同时或表面文章之下，设法去谋求对本地方有利的谕旨和部议。因此，与明代相比，随着中西贸易在康熙解禁之后的发展，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不同利益越加明显，由此形成了不同于明代的“禁”“通”之辨，官员奏疏中可以看到现实中的利害之争。这种争论由于包含了地方长官为本地所争的利益，因此在使商民受到管制和限制的同时，也给当地商民以生存发展的空隙。这是清代海洋社会经济得以相对发展的大社会原因之一[3](P103)。

一中西贸易：广东夺得特权

康熙开禁，设榷关四：广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如此四关，就当时清廷所能具有的对外贸易观念来说，还是合适的。因为：第一，它考虑到了原有的对外贸易传统；第二，它照顾到了东南各省的平衡；第三，它注意到了中层沿海贸易的中介作用与内层内陆省份商品来源腹地的关系。当然，就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外贸易西方市场对中国市场的渴望和中国东南市场对世界市场的热情，这四个榷关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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