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与地方的政策与利益——鸦片战争前对外贸(13)

行商们抓住垄断权不放，官吏们提出银元的合法流通，不仅是对鸦片开禁提出相应的意见，也是对广东的海洋经济如何发展下去提出了对广东极为有利的措施。道德已被搁置一边，经济被明显地从政治和道德中分离出来。广东地方官府与行商，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广东鸦片走私商们期待着中央朝廷会改变依祖宗“成宪”制定政策的“习俗”，不用“禁”来对付充满邪恶的却又十分诱人的鸦片买卖。

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邓廷桢等人上呈奏折，“臣等细核原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嗣后如有外夷贸易带有鸦片，准令该夷商入关报税，仍照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定额征收，并同别项呢羽等货一体交与洋行。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私售。由此实力遵行，递年可免中国千万余金之漏卮，洵属清源截流之急务。而税额轻于行贿，偷越之弊不戢自消；兴贩等诸常货，诈扰之风不禁自绝。闾阎省无穷之讼狱，即犴狴少若干之罪囚。……诚如原奏，亦无伤于政体，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并列出了九条措施，以解决鸦片弛禁通商中将会出现的问题。字里行间流溢出急迫企盼、兴奋不已的情绪[18](P5-12)。而广东的商民闻此弛禁之奏，“纷纷传布，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20](P401)。

也就在广东方面如此操作的同时，朝廷辩论的结果是禁。

对许乃济奏疏批驳最激烈者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许乃济奏疏中的问题与致命之处皆受到了猛烈的批驳[21](P172-174)。

“时奉旨交疆臣会议，而一时九卿台谏之列，谓其有伤政体，于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奏请申严鸦片例禁。给事中许球谓：‘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滑者(原奏皆有姓名，今节去)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云云。”[22](P59-60)朱、许二人的批驳是十分有力的，征引“祖训”，阐明原则，对禁烟中腐败行径的揭露并不比许乃济少。但这都是为反对弛禁之论而设，对于弛禁征税，坚决反对，“堂堂天朝，失此体统”，字字句句，落地有声。但他俩的职责似乎只是劝禁，除了批驳弛禁之外，只能以重复过去的禁例来提出严禁，所谓“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对内“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对外“剀切晓谕，词严义正”。至于如何解决数十年来没有解决的禁之弊端，他们没有新的高论和可行之法。可能他们认为这是别的大臣们的事，是皇上的事。他们相信：“理直则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矣。”这些话无疑地表现出他们不仅不了解世界海洋经济中已经强大起来的英国，也不了解已经衰落下去的中国，更不了解在海洋经济的刺激和世界市场的互动中力争地方经济强大和个人利益满足的广东官吏与商民；他们还停留在康乾盛世时期，他们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接着，许球又另片奏陈澳门近日情形，请严治汉奸等。

于是，邓廷桢等人的奏折到京后也就立即受到痛斥[22](P60)。

内陆传统的治国防外的“祖训”“成宪”“习俗”“惯例”和伦理原则在犹豫不决的道光皇帝身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奉上谕：‘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将折内所奏，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各情节，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至许球另片所称澳夷情形，是否实有其事，著一并议奏。钦此。’”[22](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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