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与地方的政策与利益——鸦片战争前对外贸(2)

除了去宁波定海，英商还去了厦门[8](P656)。厦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而广州贸易则开始滑坡。

乾隆二十四年广东巡抚托恩多《奏覆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税收短少折》云：“臣复细加查核，粤海关乾隆二十二年分所到洋船(西欧船)，比乾隆二十一年少到八只，计少收船钞规费银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两零。又洋船进口出口货物，比较乾隆二十一年分，如檀香、番锡、湖丝、磁器、土夷茶、土松香、各色绸缎、零星杂货等项，共少收银八万五千五百四两六钱零；惟胡椒、黑船多罗绒、羽纱、羽缎等项多收银四千七百五十九两八钱零。以盈补绌，仍实少收银八万七百四十四两八钱零。合计船钞、规项及洋船货物，二共少收银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五两零。又，乾隆二十二年所到本港船只(南洋船)比较乾隆二十一年分多到十只，共多收钞银一万二百两四钱零；惟贸易船钞信各口报收正杂等项少收银四百二两八钱零。以盈补绌，尚实多收银九千七百九十七两零。今以本港船之盈，补外洋船之绌，通计实少收银八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两零。缘该关每年所收税银惟视洋船之多寡以定盈绌。所有乾隆二十二年分缺少银两经臣覆加查核，乾隆十九年共到洋船二十七只，乾隆二十年共到洋船二十二只，乾隆二十一年共到洋船一十五只，乾隆二十二年共到洋船七只，实因洋船递年少到，以致盈余税银递年减收，并无侵隐情弊。”[9](P97)对托恩多的这份奏折，梁嘉彬先生认为：“据同年新柱等折，洋船进口，每船船钞规礼每年最少亦有三千余两之数，此折谓‘乾隆二十一年少到八只，计共少收船钞规(项)银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两零’云云，常指‘盈余税银’而言。然历朝主广东市舶者多无清行,甚至有与疆吏朋比为奸者。清代粤海关监督谓无‘侵隐情弊’云云，亦多官样文章耳!”[10](P114)也就是说,广州贸易量下降，对政府、海关和官吏都不是件好事，官吏们的损失更大。必须尽快地解决贸易滑坡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习惯的办法，就是通过朝廷的干涉，把对外贸易的权利包揽过来。

乾隆二十一年，当贸易季节快要结束之时，两广总督杨应琚呈上了奏折。乾隆有批谕：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谕军机大臣等：据杨应琚奏，粤海关自六月以来，共到洋船十四只；向来洋船至广东者甚多，今岁特为稀少。查前次喀尔吉善等两次奏有红毛船至宁波收口，曾经降旨饬禁，并令查明勾引之船户、牙行、通事人等，严加惩治。今思小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著喀尔吉善会同杨应琚照广省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浙省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于稽查亦便。其广东洋商至浙省勾引夷商者，亦著两省关会，严加治罪。喀尔吉善、杨应琚著即遵谕行。”[11](P12)

广东贸易洋船稀少，是因为洋船跑到宁波去了。奸牙小人勾串滋事如果是主要原因，则事关海防，所以乾隆最为敏感。但有无奸牙小人勾引洪任辉之类的英夷商人呢?新改任浙江巡抚的庄有恭和福州将军新柱都有覆奏报告，经当地官府有司查拿审询有关商牙，结论是“实无商约勾引情事”[12](P199)。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英国商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之类。至于各级官吏“抽肥获利”，大凡所有港口一概如此，只是当时广州问题比宁波严重，英商才奔宁波而来。

无疑，杨应琚的奏疏引起了乾隆对宁波通商问题的重视，与杨奏一道起作用的还有浙江提督武进升的奏折：“据武进升奏，(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宁波头洋有红毛船一只收泊等语。其一切验放交易，自应照旧例办理。但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间有遭风漂泊之船，自不得不为经理。近年乃有多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其如何稽查巡察，俾不致日久弊生，不可不豫为留意。如奏内所称船户噶喇吩至噶喇吧地方，同来过夷商味啁、通事洪任，驾船来宁等语。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人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可传谕该督抚等，令其留心。”[13](P4-5)作为封疆大吏地方军事长官的提督是从海防去看待对外贸易，无可过多指责。但其所奏却与杨应琚相互映证，在乾隆心中起到作用之后就不止是海防问题了。用增减关税和陋规杂费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不失为有效手段，但那应是有利于发展全面贸易，而不是为了防夷而关数门开一门。广州税重不减，宁波税轻加重，重至外国人在浙省几乎无利可图，不得不回到广州去。税率提高到多少呢?“我们把道爷给的折子仔细阅读，船钞一项为3 500两(规礼银1 950两除外)，生丝、茶叶和瓷器的税率比广州高达四倍。”[7](P477)这就叫作“不禁之禁”法。乾隆自己也诠释道：“本意原在令其不来浙省而已，非为加钱粮起见也。”[14](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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