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皇清计六奇的历史书写与政治认同(7)

在计六奇看来，当时清朝国势正雄，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南明节节败退，一统之势已然明了。“甲申、乙酉间，清兵南下，至兖、至豫，至淮、扬，以及入金陵，下苏、杭，所至(明军)逃降，莫敢以一矢相抗者”[11]卷五，288，“其势为何如者”！[11]卷五，277这种不识大势的抗清举措，实在是“不足道”。

所以当一些地方的百姓在清军压力之下不得已归附清朝时，计六奇也认为可以理解。在清军准备进入南京城时，全城百姓跪求赵之龙，但赵之龙却劝导“扬州已屠，若不迎之，又不能守，徒杀百姓耳。惟竖了降旗，方可保全”，“众不得已，从之”[11]卷四，217。 计六奇对此并无恶评。

可以看出，计六奇在书中一直暗示清朝得天下、明廷该亡的必然性，甚至用一种神秘主义的手法来书写这一趋势。最具代表性的是张真人祈祷的事例。计六奇在书中记载，崇祯帝眼见天下大乱且灾异不断，曾邀江西龙虎山的张真人到京城设坛祈祷，事后奏云:“灾异妖孽，上帝已命北极佑圣真君馘斩收逐矣。国家绵久，万子万孙。”对此，计六奇认为张真人所谓北极佑圣真君就是指的“披发仗剑”的玄武大帝，而清朝崛起于北方，也是辫发入主中原，驱逐李自成，“颇似之”[9]卷二三，664。只是崇祯帝没有听懂这种隐语罢了。

在《明季南略?自序》中计六奇写道:“《南略》一书，始于甲申五月，止于康熙乙巳，凡二十余年事，分十六卷。虽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嗟嗟！祸乱之作，天之所以开皇清也。”[11]1

“天之所以开皇清”，这实际上是计六奇撰写《南北略》所得出的最终结论。表面上看，他把清朝的成功和明朝的衰亡归结为天命，然综观全书，计六奇所列举的种种史料，不过是在证明“庸奸之列朝廷也，贪污之遍郡邑也，懦将悍兵之耗饷于营幕，而残贼猾寇之蹂躏夫海内”[9]卷二三，681，这与其说是天命，不如说是在分析“人力”，是“人力”决定了这种历史必然性。

第三，计六奇撰写《南北略》的时代背景。从《北略》的序言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作者撰述时的时代背景。其《自序》云:

自古有一代之治，则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则必有一代之亡。治乱兴亡之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独怪世之载笔者，每详于言治，而略于言乱；喜乎言兴，而讳乎言亡。如应运弘猷，新王令典，则铺张扬厉，累楮盈篇；至胜朝轶事，亡国遗闻，则削焉不录。若曰“当苏君时，仪何敢言云耳！”愚谓天下可乱可亡，而当时行事，必不可冺。况清世祖章皇帝尝过先帝之陵而垂泣，为亲制诔文以哀之。即今上登极，亦谕官民之家，有开载启祯事迹之书，俱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书与求书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数十年来治乱兴亡之事，一笔勾却也哉！予也不揣，漫编一集，上自神宗乙未，下迨思宗甲申，凡五十年，分二十四卷，题曰“北略”，以讠志北都时事之大略焉耳。然于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敌寇之始末，兵饷之绌盈，概可见矣。世之览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唯命云。谨序[9]1。

从这段序中我们可以知道，计六奇撰写《北略》一书是有感于历代史书言盛多，言衰少；谈治详，谈乱略。针对明末清初这段乱世，并未有史书梳理清楚。而计六奇正是着眼于此，立志记述“数十年来治乱兴亡之事”，从而使得“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敌寇之始末，兵饷之绌盈，概可见矣”，如此即可达还原乱世实相之目的。这种求真求实记录历史的态度在书中屡有呈现。在论及部分灾异所预示的世变时，计六奇也对许多书籍并未记载而发出“诸书不载，何欤？”[11]卷二，104的反问。此种事例较多，恕不赘举。

而促成他撰写两略的另外两个现实因素，一是“清世祖章皇帝尝过先帝之陵而垂泣，为亲制诔文以哀之”，诱发了计六奇撰写明末历史的想法；二是康熙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对松弛，即其所言“今上(指康熙)登极，亦谕官民之家，有开载启祯事迹之书，俱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加罪”。查康熙四年(1665)八月己巳，圣谕礼部:“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至今未行查送。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着查送……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17]可知计氏所言非虚，其撰述史书之时，清廷确实并未太多关注书中词字。孟森先生早已说明:“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有忌讳。”[18]因此，计六奇才发出感叹，“是天子且著书与求书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而若《南北略》确如谢国桢与韦力两位先生所言存在康熙年间刻本，也就更加能够证明当时文化气氛的相对宽松。① 康熙二年(1663)结案的“庄廷鑨《明史》案”，发案于顺治年间，只是延至康熙初年方才结案。此案的爆发有其特殊原因和背景，此后约50年才有“南山集案”的发生，因此并不妨碍我们对康熙初年文网作出相对宽松的判断。参见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台湾华正书局1983年版，第3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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