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皇清计六奇的历史书写与政治认同(6)

虽然计六奇的舅舅是一个态度坚决、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计六奇的学业也多受他启蒙，但计六奇两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行为表明他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致仕而在清朝有所作为，至少他是一个认同清朝合法统治的士人。

计六奇的这种政治取向在当时并不孤立。入清之后，虽然有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诸多海内大儒坚决不仕清者，但对于正值参加科举年龄段的士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效忠清朝以获得个人前途。而且，很多学者关注到，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顺康两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尤其博学鸿词科的实施，对扭转明遗民的政治认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明代大学士陈邦彦之子陈恭尹在入清之初曾致力于反清活动，直到康熙初期仍对清朝持谨慎观望态度，与在朝为官的友人也保持距离、谨慎交往。但到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陈恭尹在诗文之中开始极力称颂清朝的合法统治，甚至颂称“相谓百年来，太平此时独”。他已经由一个有着强烈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转而“几乎成了清政权的代言人，绝非前明遗民”[14]。即使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虽然他们个人仍坚持原来的政治立场，但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曾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而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在康熙时期官至大学士，孙奇逢的学生汤斌也官至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并一度被康熙帝延聘为太子之师，汤斌还以理学名臣的身份，得以从祀孔庙。陈永明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颇具启发性。他以魏象枢、魏裔介、王崇简和王熙父子等人为例，证明很多在清初入仕清朝并获得高位的明朝士人，对明朝并没有表现出留恋之情，而是完全投入到为清朝服务的事业中。他们不但没有受到诸如“叛明”一类的诟病，反而在士林之中、社会之上获得赞赏和肯定，成为令人艳羡的成功者[15]。

计六奇科场之上未获成功，没有机会跻身高官之列，但他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即撰写《南北略》等史书来表达他对清朝的政治认同。

第二，计六奇在史书中如何表达他对清朝的认识。计六奇虽然将全书的线索归结为明朝与农民军两条，但在笔者看来，还有第三条线索，即后金—清朝势力的发展脉络，也在他的书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我们应该注意到，计六奇撰写《北略》开篇不是明朝之事，而是“建州之始”“清朝建元”。其起始时间恰恰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一年明朝加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为什么要以此为全书的起点？计六奇在《北略》书末有专门交代:

《北略》，纪乱之书也。然神宗践祚以来，西夏有哱拜之乱，播州有应龙之乱，朝鲜、辽东有行长、秀吉之乱，乱不一矣，俱不之载者何?以无关于天下之大也。而独始于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9]卷二四，727。

在他看来，万历时期明朝虽然有很多内忧外患，但大都无关大局，唯独这一年努尔哈赤被明朝册封，由于是要取明而代之，所以至关重要。可见，计六奇全书布局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清朝，而这才是计六奇编纂《南北略》的核心所在。此后，他也不惜笔墨记录清军在全国各地的行动，清朝在关外的发展、入关、入京及追击农民军，剿灭南明各政权，在计六奇书中都有记载，使清朝的发展壮大在全书中成为一条隐含在明末、南明诸多史料中的暗线。

关于年号纪元的问题。界定明朝遗民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他对清政权的排斥，遗民士人所撰史书大多不会用新朝年号，以表示自己对于新朝廷的不认同。计六奇在史书中，则多处使用新朝年号。比如在卷首自序中即言“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无锡计六奇题于社土夅王氏之书斋”[9]1。而正文中作者在补充说明时也常有“康熙某年某月于何处书”等等。再如《南略》中，自卷二始，纪年皆为南明纪元与顺治纪元同纪，直至南明政权覆灭后，直接改用清元纪年，即自卷十六“投诚安插”条起“以后清纪”。可知，计六奇并不避讳使用新朝纪年，乃至在旧朝无年可纪之时改为新朝纪元。而在其所著《滇粤纪略》中，则是于每卷卷首先书“大清顺治某年”，再书“故明隆武某年”，或“故明永历某年”[16]。可见，计六奇奉清朝正朔无疑矣。

对于各地民间抗清问题。计六奇虽然一再褒扬那些英勇就死的忠义之士，但他并不赞成与清军对抗，如前文所述，他对王献之起义做出“迂戆固不足道”[11]卷四，239的评价。 计六奇在《总论起义诸人》一条中更是总结道:“夫以国家一统，而自成直破京师，可谓强矣。清兵一战败之，其势为何如者！区区江左，为君为相者必如勾践、蠡、种，卧薪尝胆，或可稍支岁月。即不然，方清师之下，御淮救扬，死守金陵，诸镇犄角，亦庶幸延旦夕。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11]卷五，277-278时移世易，虽“赤心未改”，然“时事已非”[11]卷一四，443。 对这些人的看法也只能是“其志则可矜矣”[11]卷五，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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