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皇清计六奇的历史书写与政治认同(2)

有的研究者认为，计六奇在《北略》与《南略》二书中表现出对明末朝政的不满，对清朝政策的愤怒，对故国的哀思，对既成事实的无奈。计六奇作为传统士人，有着强烈的正统观，主张严夷夏之防，甚至类比于王夫之的思想，《南北略》载有满清的大量暴行以及军民的反抗斗争，体现了计六奇对他们的强烈不满[5]。这种思想的形成，主要根据有二:其一，书中出现大量“敌”“虏”“酋”“东酋”“东夷”等字眼；其二，书中大量记载了满清暴行与抗清斗争。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北略》与《南略》二书中确实存在，但笔者以为这跟计六奇引用参考史料的习惯有关。张崟先生详细考证了计六奇所做《南北略》的史料来源，其中不乏当时名人的笔记、史书，将满人称之为“敌”“虏”“酋”“东酋”“东夷”，是晚明以来极为常用的说法。计六奇采择史料，大都保留其原貌，原文照抄，略作字词修改及顺序调整。《北略》卷二四《辽彝杂志》:“辽东之破，余馆于邹平张师家。是日，忽大风蔽天地，觌面不相睹。广宁之破，余亦计偕在都，连日风霾，东望但见黑气蔽天而已。”[9]卷二四，720计六奇生于天启二年(1622)，辽东之破在天启元年(1621)，而广宁之破时，亦在计氏出生之年。可见此段话语应是计六奇直接抄自参考文献，这充分说明计六奇在进行历史书写时，往往并未过多删改史料。笔者查得《北略》卷二四，除《北略总说》一条之外，其余六条均摘抄自夏允彝所撰《幸存录》等六篇[9]。且基本上是原文摘录，仅有个别字词删改。这是传统史书的编纂习惯使然，并不足以代表计六奇的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只有从计六奇对于各种史事的评判按语之中，我们方可真正了解他的思想与价值判断。

第二，关于大量满清暴行与抗清斗争的问题，计六奇在书中确实多有记载，论者所列扬州十日等也都属实，但笔者以为以往研究者的解读并不全面。

首先，计六奇并非仅仅记载了满洲人的暴行，对于明军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残暴行为也多有所记载。 比如明军烤食农民军[9]卷一二，205、马士英标兵过淮安劫掠妇女[9]卷二〇，457、李自成水淹开封城[9]卷一八，317-321、农民军屠害凤阳百姓之

事[9]卷一一，172-177、张献忠屠蕲水城[9]卷一九，375等等都如实记载。可见，计六奇对于明清鼎革之际各方军事力量对于下层民众的屠害都记载无遗，这充分说明他并非是站在华夏汉族立场之上，仅仅是痛恨满洲暴行而已。

其次，我们再分析计六奇如何记载扬州被屠之祸。扬州屠城常被视为满人入主中原暴行之代表，计六奇在书中记曰:“扬州初被高杰屠害二次，杀人无算。及豫王至，复尽屠之。总计前后杀人凡八十万，诚生民一大劫也。”[11]卷三，205在这里，计六奇亦揭示明将高杰首开杀戮之实，并未隐讳。如果计六奇仅仅是为表达夷夏之防思想，此处完全可以将高杰暴行隐去不载，将罪责全部推给满人。而且他在后面又加按语，来表达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认为自宋代以来，繁华扬州先后遭三次大劫难，即元兵长期围城，城中“死者枕籍满道”，明太祖军克城“止余居民十八家而已”[11]卷三，206，以及此次清军的克城之祸。 计六奇加此按语是将扬州之祸放在中国历史一个长时段之中去做纵向审视，即扬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故而兵连祸结之惨事一再上演。相比之下，清军入南京后并没有大开杀戒，对此，计六奇对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赞赏有加，认为多铎入南京有六事可取:一不杀百姓，二斩抢物兵八人，三骂李乔先剃头，四放妇女万人，五建史可法祠，六修太祖陵。所以，计六奇赞之曰“颇有古贤将风”[11]卷四，221。以此综合而看，计六奇将明清鼎革之际各方对于黎民百姓的屠害记载无遗，无非是感叹“斯民何不幸而罹此劫也？”[9]卷一一，177，因而对保民之举给予高度评价。因此可以说，在计六奇观念中，扬州之祸并非夷夏族群之间仇恨的结果。所以，脱离计六奇全书的情境，单独把扬州屠城之事拿出来放到后世的民族主义观念之下进行评判，就无法反映作者本身的思想。

最后，再来看计六奇如何看待抗清问题。《南略》卷四《王献之不屈》记载:“王谋，字献之，号春台，无锡人。……丙戌仲冬(顺治三年)，公将起义……公皮靴步行，道复滑，萧守驰骑突追，遂被获……因下狱。此十一月十一日事。……予思当日驱市人围郡城，犹以螳臂当车，羊肉投虎耳，其迂戆固不足道。所难者濒死不屈，狱开不逃，虽古之烈士，何以加焉？”[11]卷四，238-239在这里，计六奇要赞扬的是王献之等人英勇就义、不避死难的壮烈行为，但他并不赞同王献之的抗清行径，称此举犹如螳臂当车、羊肉投虎，“其迂戆固不足道”。如果将称赞抗清斗士的话语看作是计六奇反满抗清观念的表现，这实在是对他原意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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