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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殊途,近御治国 ——侍卫系统与清代中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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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4曾起复为侍卫的满蒙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列表人名出身任职侍卫时间(起复)(起复为侍卫)出处舒赫德笔帖式乾隆二十三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13,页。长
表4曾起复为侍卫的满蒙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列表人名出身任职侍卫时间(起复)(起复为侍卫)出处舒赫德笔帖式乾隆二十三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13,页。长龄乾隆三十八年翻译生员嘉庆十四年蓝翎侍卫《清史稿》,卷367,页。赛尚阿嘉庆二十一年蒙古翻译举人道光十一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92,页。勒保官学生嘉庆五年蓝翎侍卫文孚监生嘉庆十八年二等侍卫《清史稿》,卷363,页。琦善道光二十二年四等侍卫清国史馆传稿,号。宝兴嘉庆十年进士嘉庆二十三年三等侍卫清国史馆传包,-2号。讷尔经额嘉庆八年翻译进士道光十七年三等侍卫清国史馆传包,号。文庆道光二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三等侍卫《清史稿》,卷386,页。苏凌阿乾隆六年翻译举人乾隆四十四年三等侍卫托津都察院笔帖式嘉庆五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41,页。全庆道光九年进士道光二十一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89 ,页。麟魁道光六年进士道光二十四年三等侍卫景廉咸丰二年进士同治五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439,页。
四、结语
古鸿廷通过对满汉大学士的比对研究后指出,汉人取得相对的政权是在太平天国乱后,[62](P65)此言甚是。清朝在后期为维系统治,越来越仰赖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汉人重臣,清廷不得不让度部分政治优先权。侍卫作为“首崇满洲”的晋升之途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趋势,日渐败弛,走向衰落乃是必然,最终与清王朝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自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高楼寨之战,最后一位满蒙出身的军事统帅僧格林沁战殁,清朝丧失最后的八旗劲旅,以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军权渐入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导的湘军、淮军手中,最终促成回光返照之同治中兴。[63](P337)问题在于,曾、李功勋卓著,救社稷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如此中兴重臣,为何未当上军机大臣?这或取决于现实层面的问题:外官很难值军机,而侍卫乃天然的“内官”,故同治中兴前,有大量侍卫出身者任军机大臣并不难理解。且像曾、李这样的封疆大吏,本不比军机逊色。须知,因国势所迫,那个时代督抚权力已然加重,且太平天国初定,地方军政亦需倚靠重量级人物加以维系。
关于此一时段汉人崛起,侍卫制没落,可以陈国瑞为例。陈氏早年从戎,悍勇非常,在僧格林沁辖下屡立战功,被赐号“技勇巴图鲁”,并于同治六年(1867)擢头等侍卫。[64]然而陈氏性格暴烈,嚣张跋扈,与淮军诸将不睦。同治六年(1867)先与刘铭传不和,李鸿章、丁宝桢出手调解,传谕刘铭传、陈国瑞二人。王家璧《请李鸿章等调解侍卫陈国瑞与淮军统领刘铭传》提及以“蔺相如、廉颇,寇恂、贾复为法,同仇敌忾,俱弃小嫌,共成大功”。[65]次年,左宗棠亦与陈国瑞不睦,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上疏《请将陈国瑞交山西抚臣节制》要求将陈氏调离。 针对此事,朝廷于四月三日做出回应,仅是安抚左宗棠道:“该侍卫桀骜性成,非威望素著者,难以震慑其心。仍着左宗棠随时调度,不必有所顾忌。”[66](卷228,P139)这恐怕是同治之后,地方势力崛起的写照。康乾时期,侍卫地位尊崇,动辄对地方大员颐指气使,而到了此时,朝廷虽要偏袒侍卫,却颇为无力,只能和稀泥。此外,《清史稿》载有一例:
当官文之在湖北,事事听林翼所为,惟驭下不严,用财不节,林翼忧之。阎敬铭方佐治饷,一日林翼与言,恐误疆事。敬铭曰:“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铲除畛域之效。”[28](卷388,P)
所谓“铲除畛域”,当指缩减满汉隔阂。从“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至“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个中剧变,恐怕也是太平天国乱后,汉人崛起之明证。此种趋势至德宗朝尤为明显,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二日,慈禧以光绪帝之名发布懿旨:
我朝以仁厚开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均已量材器使,朝廷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纷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着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67](P918)
这一谕旨显然有失公允。所谓开国两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绝非事实,而“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不过是形势所迫,非清廷有意为之。然而,该谕旨依然得到官员响应,至九月初三日,各大员绅民条陈化除满汉畛域折共计11件。[68]至九月十六日,“化除满汉条陈已有数十起之多”。[69]时人认为,此旨“欲混合满汉,不分畛域,盖鉴于革命党之事也”。[70](P1059)又,“命妥议化除满汉畛域,筹划各省旗营生计,立变通旗制处,皆为消弭革命排满也”。[71](P28)显然,清廷颁布此诏书亦是国势所迫的无奈之举。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侍卫制的衰落乃不可避免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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