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殊途，近御治国 ——侍卫系统与清代中枢(5)

蒙古额驸英基德立、贝勒巴克在开国之初蒙古各部尚未归附之前投奔后金，入满洲八旗。因此，两家族自康熙时代开始亦享有世袭散秩大臣特权，即便族中有人缘罪革职，亦不影响此家族特权。故世宗还特意引用康熙恩旨，令其族中担任奏事侍卫的宝德和安褚库均授为散秩大臣。

满洲勋贵子弟多有授散秩大臣者，对汉人而言欲晋升此职却极难，诚如龚自珍所言：“汉人袭父爵者，出为弁士，入为侍卫，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荫庇之荣极矣！”[52](P96)散秩大臣协助领侍卫内大臣处理事务，“无办事责”，故多有兼职者。然而，嘉庆十九年(1814)规定，“凡擢都统者停兼职”，[27](卷117,P3365)或因散秩大臣待遇丰厚，以避免领双重薪俸。事实上，侍卫系统内类似规定有不少皆出于此种考虑，如乾隆十二年(1747)规定，八旗武职内五品以上官，遭逢婚丧事，可请领恩赏银两，“蓝翎侍卫既由领侍卫内大臣处请领，则旗下毋庸重给”。[6](卷1139,P332)内廷侍卫亦如是，如外派之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兼大臣者，照所兼大臣分例给与；若无兼大臣职衔者，均照领队侍卫例给与，以示区别”。[53](卷2,P5)

“散秩大臣”与“闲散侍卫”有相似之处。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谕，“嗣后乾清门侍卫员缺，着将闲散侍卫引见补放。闲散侍卫若少，再将官员勋旧人等保送闲散侍卫。则伊等升阶有别，亦可示鼓励矣，着为令” 。[6](卷558，P243)“闲散侍卫”记载极少，官修史料中亦无明确定义，当是通名，而非专名，或指有职衔但无实际差使之侍卫。由此观之，其与无实职之“散秩大臣”无论是称呼亦或职责皆类似。且从出身上看，闲散侍卫多由“官员勋旧人等保送”，与散秩大臣亦相似。故皇帝身边有闲散侍卫，诸贝勒则有“闲散护卫”。[42](卷12,P176)

三、“近御治国”：侍卫出身之满蒙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初探

纵观清代，侍卫是勋贵子弟飞黄腾达之捷径，对满蒙子弟尤其如此。清代那些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名臣大都出身侍卫，如康熙朝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朝的鄂尔泰、隆科多，乾隆朝的和珅、傅恒、福康安昆仲(福康安、福长安、福隆安)，等等。再如，清代担任过抚远大将军者共计9人，信郡王鄂扎、裕亲王福全、皇十四子允禵、康亲王崇安作为皇亲贵冑，故未担任侍卫。年羹尧和图海文官出身，亦未在侍卫系统任职，余下3人则多在侍卫系统任职。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曾任御前侍卫，[54](卷266，P595)康熙三年(1664)任内大臣，十八年(1679)任领侍卫内大臣。[25](卷11，P1)康熙六十一年(1722)抚远大将军延信亦是侍卫出身，其在三十七年(1698)任二等侍卫。[25](卷3,P46)雍正九年(1731)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任领侍卫内大臣，[55]五十五年(1716)任銮仪卫掌卫事内大臣。[48](卷318，P231)

韩晓洁曾统计清代100位满洲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18种出身，其中科举25人、笔帖式21人、世爵世职14人，侍卫出身者仅6人，此结论令人存疑。但其统计只给出结果，统计过程与方式皆未明示，连人名都未列出，[56]故有重新考究之必要。

撷取清代大臣序列中顶级的两大官职“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作为考察对象，重新统计其出身比例，试图管窥侍卫这一群体在清代政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之所以将“大学士”与“军机大臣”结合加以考察，因二者重合比例较大，且地位皆极尊崇。大学士从品级地位上而言，可谓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而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军机大臣又在清代中枢政治的运作中起关键作用。

该统计依时段可划分为三阶段，即清初(康熙朝之前)、康熙至同治、同治至清末。之所以照此划分，因康熙之前，王朝初创，江山未稳，体制尚未完备，仍以尚武为主，大学士等文官体制难称完善，较乾隆朝“三殿三阁”架构相去甚远。内三院是清代内阁之前身，乃杂糅内阁与翰林院执掌的中央政治机构。顺治元年(1644)始在内三院设立满汉大学士；十五年(1658)，内三院更名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别置翰林院。因此，顺治十五年(1658)之前的内三院大学士与此后的殿阁大学士有所区别。区别在于，此前的内三院大学士尚有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责，顺治十五年(1658)之后，军国机要统归内阁。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内阁虽仍司票拟，但其权为军机处所取代。这便是为何军机大臣与大学士有相当比例的重合。故此，军机处设立之前，考察范围仅涉及大学士，而军机处设立之后，二者同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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