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殊途，近御治国 ——侍卫系统与清代中枢(2)

福格或理解有误，督抚馈银六千两给侍卫，说明即便是封疆大吏，亦很看重侍卫，需馈银示好以期与之结交。康熙帝所谓“凡部院司员、笔帖式等差遣往来，又不知如何矣”，或因司员、笔帖式人数较侍卫为多，故亦有获馈银之机，不可作为笔帖式之权势比侍卫高的证据。福格所引康熙四年(1665)上谕《实录》亦有载，圣祖实际是感叹官场世风不正，连侍卫亦未能免俗，暗中接受馈赠，但对外则分文不取，藉此博得美名，几年后则予以回报，将馈赠者荐举为官。[17](卷215，P178)此亦可见侍卫因身负御前之职，故能上达天听。

《大清会典事例》载：“初选侍卫皆授为三等及蓝翎侍卫，岁以冬月推升至勋戚后裔内，有特旨初选即授为一、二等侍卫者，即坐补本旗员缺”。[6](卷1106，P2)故此，侍卫处初选侍卫皆授为三等及蓝翎侍卫，但勋戚后裔子弟享有特权，此种优待对于内廷侍卫而言更是稀松平常。黄一农指出：“由于福灵安不太可能在毫无训练及经验的情形下，径授为乾清门行走之侍卫并差派出征，故疑他在之前应已担任蓝翎侍卫或一般之三等侍卫。”[18]此猜测大谬，实则满洲重臣子弟直接被选为内廷侍卫从而开启仕宦生涯者大有人在。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纳兰性德初选便被选为乾清门侍卫，此后一直任圣祖贴身侍卫，常伴左右，甚至曾多次陪康熙帝赴五台山。[19]福康安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选为乾清门侍卫，[20]开始其仕途。福隆安甚至在毫无侍卫系统资历的情况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直接被擢为御前侍卫。[21]即便不是满洲勋贵后裔，亦有直接晋升内廷侍卫者。珠勒格德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军功从前锋校直接擢为乾清门三等侍卫。[22]吴新雷认为，因侍卫分成三等，故此曹玺最初补侍卫时应是三等侍卫，之后才可能被擢为御前二等侍卫。[23](P18)此说法似嫌武断。参考前文所述，兼之曹玺乃多尔衮王府护卫出身，其被直接擢为御前二等侍卫并非不可能。

关于侍卫的当差年龄，乾隆朝规定外任旗员子弟满18岁者均须归旗当差，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加恩授海兰察次子安成为蓝翎侍卫时，谕旨有称：“俟十八岁时再行当差，以示朕轸恤勋臣至意。”[24](卷68，P101；卷1443，P261)换言之，即便是功勋子弟，若年龄未满，即便赏侍卫衔亦不得当差，至18岁方可。然查宫中档奏折，比较侍卫的年龄与其行走年限可知，清代后期，侍卫当差年龄未必严格是18岁，而是以此为基点上下浮动，略有参差，如光绪年间的蓝翎侍卫英启23岁，但已“行走七年”。[25]

关于担任侍卫的具体年龄，从目前来看，天聪年间的赖塔和顺治年间的宋荦是年纪最小任侍卫者。赖塔14岁便担任三等侍卫，[26](卷452,P71)而宋荦在其《迎銮日记》中提到自己“起家门荫，由侍卫外补黄州府通判”。[27](P10)问题是宋荦顺治四年(1647)任侍卫，补黄州府通判却在康熙三年(1664)，相隔甚远。不过，《清史稿》载，“顺治四年，荦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岁，试授通判”，[28](卷274,P)即在其任职侍卫次年便“试授通判”，或因表现不佳，故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补通判。由此可知，宋荦任职侍卫的年限将近20载。虽然正史中记载宋荦任职侍卫的年龄是14岁，然而，关于自己任侍卫的年纪，其《迎銮日记》中先写“十四”岁，后涂改为“十三”。[27](P35)故此，其任职侍卫或是13岁。

此外，曹寅亦是幼年入侍之典型。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认为康熙十年(1671)，“寅年十三，挑御前侍卫”。[29](P652)此说曾为学者广泛引用。周汝昌说法较模糊，只说曹寅“幼年入侍”，但将此事列入“康熙八年，曹寅十二岁”条下，似乎认为是12岁任侍卫。[30](P226)刘上生亦认为曹寅入侍圣祖时在康熙八年(1669)，至迟九年(1670)。[31]樊志宾则认为入侍时间乃在康熙十一年(1672)，曹寅时年15岁。[32]李广柏先生又说曹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或以后担任侍卫，曹寅时年17岁。[33](P118)曹寅入侍的确切时间恐难稽考，不过，综合以上诸种结论，曹寅皆是18岁之前任侍卫，而从宋荦13岁任康熙帝侍卫加以推测，更兼曹寅之家世背景，“幼年入侍”亦符合常理。

侍卫处由上三旗满人把持，有清一代未曾改变，进入侍卫系统者以上三旗人员优先。如康熙帝下令查何和里和达尔汉子嗣时，特别强调“此两家虽籍隶五旗”，[6](卷1106,P3)然功勋卓著，故子孙给予优待进入侍卫系统。若是下五旗子弟，恐怕无此机缘。

二、侍卫系统首脑职衔新探

(一)御前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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