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殊途，近御治国 ——侍卫系统与清代中枢(11)

[32]樊志宾. 曹寅入侍时间考[J]. 红楼梦学刊，2013(3).

[33]李广柏. 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4]陈章. 清代侍卫等级新探[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6(63).

[35]宫中档及军机处档[Z].文献编号：.

[36](清)昭梿. 啸亭杂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7]钦定四库全书[M]. 武英殿聚珍版，第454册.

[38](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 郭嵩焘全集(第8册)[M]. 长沙：岳麓书社，2012.

[39]世祖章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0]清朝通志[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41][日]内田直文. 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与清初内廷侍卫[J]. 成大历史学报. 2009(36).

[42](清)特成额.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Z].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清乾隆间钞本，第4页；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Z].清钞本，见《谱牒库》，原文无页码；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Z].清钞本，第3页.

[43]太宗文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4](清)允祹等奉敕撰.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另，“内大臣”的“内”或亦有御前之意。如早在崇德三年，大汗身边的侍卫亦被称为“内侍卫”。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册上，第347-348页。

[45]郑天挺. 清史探微[M]. 台北：云龙出版社，2002.

[46]罗友枝. 清代宫廷社会史[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7]蒋溥、孙嘉淦等撰. (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马安怡. 清初的皇权与侍卫家族[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13.

[49]“军机处行走”亦如是，清人姚元之曾谓：“军机处向无亲王与行走者，嘉庆四年成亲王与焉，自正月至十月二十二日即出，暂时之制也。”由此可知，该职在嘉庆四年之前仅是暂时之制，后逐渐固化，成为固定职位。事实上，此种演变趋势在明清时代并不罕见，如总督、巡抚原只是中央外派地方的临时大员，后日渐固化，成为常设职位。参见[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8页。

[50]钦定八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51]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史馆传稿[Z].档案号：.

[52]黄前进. 果勇侯杨芳研究[C]//.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专业委员会.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第五辑).贵阳：贵州科技情报研究所,1998.

[53](清)阿桂、和珅等纂修. 钦定户部军需则例[M].《续修四库全书》景印乾隆五十年刊本.

[54](清)李桓.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册39)[M]. 扬州：广陵书社，2007.

[55]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史馆传稿[Z].档案号：.

[56]韩晓洁. 清代满人入仕及迁转途径考[J]. 满族研究，2009(4).

[57]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Z]. 档案号：-1.

[5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档案号：.

[59]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档案号：.

[60]表1、表2、表3、表4主要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名权威明清人物传记数据库》及其他官修史料整理而成。

[61]若任职系统职位较多，则择而录之，如世铎除表中所列之外，同治四年还曾署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62]古鸿廷. 清代官制研究[M]. 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9.

[63]黄建军. 康熙与清初文坛[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64]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Z]. 档案号：-1.

[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Z].档案号：03-4731-098.

[66]穆宗毅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6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8]会议条陈消融满汉各折[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三日.数据来自《大成申报数据库》：

[69]沈侍郎条陈满汉纪闻[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70](清)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1](清)金梁.光宣小记[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穆麟德转写为“hiya”，音译为“虾”或“辖”，汉译为“侍卫”。迄今为止，学界针对清代侍卫制的研究相当匮乏，仅有数篇专文及一本论著。[1]关于“侍卫处”之论述，官修史料所载颇简。至于以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与御前大臣构成的内廷侍卫系统，史料中更不见确载，导致学界存在诸多误区。此外，韩晓洁曾统计清代100位满洲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18种出身，认为侍卫出身者仅6人，此结论引人质疑。通过爬梳史料，探讨清代侍卫系统之架构，重新统计有清一代满蒙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的侍卫比例，试图管窥侍卫群体在清代政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希冀有裨学界。一、从“领侍卫府”到“侍卫处”侍卫处，当是“领侍卫内大臣处”(满文穆麟德转写为“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i ba”)之简称。[2]关于该机构的成立时间，从目前的二手研究来看，未为定论。如王镜轮认为：“清宫侍卫的总领机构最初称为‘侍卫衙门’，清乾隆皇帝时期称为‘领侍卫府’，后来统一称做‘侍卫处’”,[3](P193)语焉不详，且未注明出处。又，马安怡《清初的皇权与侍卫家族》只说侍卫处设置于顺治年间，乾隆年间改称“领侍卫府”。[4](P31-32)叶高树先生指出，“领侍卫府笔帖式，康熙、雍正两朝《会典》称为上三旗侍卫笔帖式”。[5](P126)领侍卫府笔帖式确实不见于康熙、雍正两朝《会典》，但可见于乾隆、光绪《会典》，称“三旗领侍卫府笔帖式”。[6](卷41，P506)依《清朝文献通考》所载，领侍卫府设置于顺治元年(1644)。[7](卷179，P6393)关于侍卫处的设立时间，似无确载，诸如《大清会典事例》之“侍卫处”条目等官修史料亦付之阙如。《实录》中关于侍卫处的最早记载是雍正五年(1727)五月，[8](卷57，P869)不过查阅宫中档可知，雍正二年(1724)侍卫处已然存在。[9](P611)故“侍卫处”明确的设立时间恐无法稽考，不过从时间上推断，“侍卫处”之名或与雍正初年选拔汉侍卫之规定同步确立。乾隆朝修订的《大清会典》中始出现关于侍卫组织架构之记载，在此之前，康熙和雍正朝两次修订的《大清会典》似不见记载。原因或许有二：一则此时侍卫职掌并不固定，组织机构亦难称稳定；二则侍卫体系尚未完备，以雍正朝《大清会典》为例，始修于雍正五年(1727)，十年完成，记事续康熙朝会典，止于雍正五年。问题是，该年方将武进士中遴选汉侍卫正式制度化。关于侍卫处的架构与推升规则，《大清会典事例》载：侍卫班领员缺，于署班领、什长内遴选。署班领、什长员缺，于侍卫内遴选一等侍卫员缺，于该旗二等侍卫内升用。二等侍卫员缺，于三等侍卫内升用。三等侍卫员缺，于蓝翎侍卫及五品以上世爵、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内升用。蓝翎侍卫员缺，于该旗侍卫笔帖式、及七品官世族子弟、并亲军、前锋护军、执事人内升用，均引见补授。[6](卷1106，P2)“侍卫班领”满文为“hiyai idui i janggin”，意为侍卫当班的章京，音译为“下宣都章京”。“侍卫什长”亦称“侍卫专达”，满文为“hiyai juwan i da”，音译为“下壮大”。 另有“印务侍卫班领”，掌章奏文移事务，额缺十二人，上三旗各四人，于侍卫班领、署侍卫班领、侍卫什长内不论等级，拣选引见补授。乾隆三十六年(1771)，“改印务班领为一等侍卫，班领为二等侍卫”，[10](卷31,P2196)架构有所简化。“侍卫处主事”满文为“hiya i ba ejeku hafan”，掌侍卫处章奏、文移。这种架构即便至清末亦如是，光绪二十年(1894)，该年的侍卫处条目所载如下：“领侍卫内大臣六，协理侍卫班领十二，主事一，署主事三，笔帖式十二，均满缺。”[11](P16)如果将侍卫处视为一个金字塔，其最底层则是笔帖式，该职位与侍卫“是八旗子弟特别是满洲旗人入仕的主要途径”。[12]沈一民虽认同笔帖式是八旗文人进入仕途之捷径，但强调此状况是清代中叶方才开始。[13]另，《郎潜纪闻初笔》有“笔帖式”条载：笔帖式为满洲进身之一途，今各衙门皆有额设，候补者又盈千累万，视为不足重轻矣。按国初如大学士达海、额尔德尼两文成公，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文忠公索尼诸人，皆起家武臣，以精通国书，皆特恩赐号“巴克什”。“巴克什”，即“笔帖式”也。[14](P98-99)可见，清初笔帖式已是满人的特殊进身途径，至晚期亦有个案，如光绪朝名臣文桂便曾担任侍卫处学习笔帖式。[15](P164)又，福格《听雨丛谈》载：国初，笔帖式亦奉皇华之役，道光初年，仅存有赉颁制诰之差，今亦停矣。康熙四年，奉上谕曰：“朕前遣侍卫至铁索桥挂匾，还京回奏，彼处督抚馈银六千两。夫一侍卫而费用至此，则凡部院司员、笔帖式等差遣往来，又不知如何矣。”揆度当日情形，笔帖式一官，卑于侍卫，其权要声势，应重于侍卫矣。[16](卷1，P22)福格或理解有误，督抚馈银六千两给侍卫，说明即便是封疆大吏，亦很看重侍卫，需馈银示好以期与之结交。康熙帝所谓“凡部院司员、笔帖式等差遣往来，又不知如何矣”，或因司员、笔帖式人数较侍卫为多，故亦有获馈银之机，不可作为笔帖式之权势比侍卫高的证据。福格所引康熙四年(1665)上谕《实录》亦有载，圣祖实际是感叹官场世风不正，连侍卫亦未能免俗，暗中接受馈赠，但对外则分文不取，藉此博得美名，几年后则予以回报，将馈赠者荐举为官。[17](卷215，P178)此亦可见侍卫因身负御前之职，故能上达天听。《大清会典事例》载：“初选侍卫皆授为三等及蓝翎侍卫，岁以冬月推升至勋戚后裔内，有特旨初选即授为一、二等侍卫者，即坐补本旗员缺”。[6](卷1106，P2)故此，侍卫处初选侍卫皆授为三等及蓝翎侍卫，但勋戚后裔子弟享有特权，此种优待对于内廷侍卫而言更是稀松平常。黄一农指出：“由于福灵安不太可能在毫无训练及经验的情形下，径授为乾清门行走之侍卫并差派出征，故疑他在之前应已担任蓝翎侍卫或一般之三等侍卫。”[18]此猜测大谬，实则满洲重臣子弟直接被选为内廷侍卫从而开启仕宦生涯者大有人在。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纳兰性德初选便被选为乾清门侍卫，此后一直任圣祖贴身侍卫，常伴左右，甚至曾多次陪康熙帝赴五台山。[19]福康安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选为乾清门侍卫，[20]开始其仕途。福隆安甚至在毫无侍卫系统资历的情况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直接被擢为御前侍卫。[21]即便不是满洲勋贵后裔，亦有直接晋升内廷侍卫者。珠勒格德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军功从前锋校直接擢为乾清门三等侍卫。[22]吴新雷认为，因侍卫分成三等，故此曹玺最初补侍卫时应是三等侍卫，之后才可能被擢为御前二等侍卫。[23](P18)此说法似嫌武断。参考前文所述，兼之曹玺乃多尔衮王府护卫出身，其被直接擢为御前二等侍卫并非不可能。关于侍卫的当差年龄，乾隆朝规定外任旗员子弟满18岁者均须归旗当差，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加恩授海兰察次子安成为蓝翎侍卫时，谕旨有称：“俟十八岁时再行当差，以示朕轸恤勋臣至意。”[24](卷68，P101；卷1443，P261)换言之，即便是功勋子弟，若年龄未满，即便赏侍卫衔亦不得当差，至18岁方可。然查宫中档奏折，比较侍卫的年龄与其行走年限可知，清代后期，侍卫当差年龄未必严格是18岁，而是以此为基点上下浮动，略有参差，如光绪年间的蓝翎侍卫英启23岁，但已“行走七年”。[25]关于担任侍卫的具体年龄，从目前来看，天聪年间的赖塔和顺治年间的宋荦是年纪最小任侍卫者。赖塔14岁便担任三等侍卫，[26](卷452,P71)而宋荦在其《迎銮日记》中提到自己“起家门荫，由侍卫外补黄州府通判”。[27](P10)问题是宋荦顺治四年(1647)任侍卫，补黄州府通判却在康熙三年(1664)，相隔甚远。不过，《清史稿》载，“顺治四年，荦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岁，试授通判”，[28](卷274,P)即在其任职侍卫次年便“试授通判”，或因表现不佳，故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补通判。由此可知，宋荦任职侍卫的年限将近20载。虽然正史中记载宋荦任职侍卫的年龄是14岁，然而，关于自己任侍卫的年纪，其《迎銮日记》中先写“十四”岁，后涂改为“十三”。[27](P35)故此，其任职侍卫或是13岁。此外，曹寅亦是幼年入侍之典型。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认为康熙十年(1671)，“寅年十三，挑御前侍卫”。[29](P652)此说曾为学者广泛引用。周汝昌说法较模糊，只说曹寅“幼年入侍”，但将此事列入“康熙八年，曹寅十二岁”条下，似乎认为是12岁任侍卫。[30](P226)刘上生亦认为曹寅入侍圣祖时在康熙八年(1669)，至迟九年(1670)。[31]樊志宾则认为入侍时间乃在康熙十一年(1672)，曹寅时年15岁。[32]李广柏先生又说曹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或以后担任侍卫，曹寅时年17岁。[33](P118)曹寅入侍的确切时间恐难稽考，不过，综合以上诸种结论，曹寅皆是18岁之前任侍卫，而从宋荦13岁任康熙帝侍卫加以推测，更兼曹寅之家世背景，“幼年入侍”亦符合常理。侍卫处由上三旗满人把持，有清一代未曾改变，进入侍卫系统者以上三旗人员优先。如康熙帝下令查何和里和达尔汉子嗣时，特别强调“此两家虽籍隶五旗”，[6](卷1106,P3)然功勋卓著，故子孙给予优待进入侍卫系统。若是下五旗子弟，恐怕无此机缘。二、侍卫系统首脑职衔新探(一)御前大臣内廷侍卫系统是清代侍卫制之核心，[34]由“御前大臣” (满文为“gocika amban”)、“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共同组成，三者俱无定员。[6](卷543，P9)“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统称内廷侍卫，在侍卫诸类别中待遇最高。乾清门侍卫乃皇帝特简，无定员，均擢自上三旗选出之侍卫，表现突出者还可升为“常日侍直”之御前侍卫。[28](卷117,P3364)《清朝文献通考》载“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皆于三旗侍卫内简用”，[7](卷180,P6403)实际上，亦有不少内廷侍卫并非来自三旗侍卫。考察同治、咸丰朝的内廷侍卫名单，绝大多数都是上三旗满蒙子弟。[35]这还是清代晚期的情况，较之康乾时代，此时的内廷侍卫选拔已不甚严格。换言之，有清一代，内廷侍卫系统主要由直属皇帝的上三旗满蒙子弟构成。“御前大臣”乃内廷侍卫系统首脑，《啸亭杂录》载：本朝鉴明弊政，不许寺人干预政事，命内务府大臣监之。然内廷事务，每乏统领之人，仁皇习知其弊，特设御前大臣，皆以内廷勋戚诸臣充之，无定员，凡乾清门内之侍卫司员诸务，皆命其统辖。每上出宫巡幸，皆命其櫜鞬扈从，代宣王言，名位优重，仿两汉大将军之制而亲谊过之。初尚命军机大臣代摄，今上亲政后，特分析其职，而体制尤为厘正。初无王公兼摄者，乾隆中，命喀(科)尔沁固山贝子扎尔丰阿兼之，其后蒙古藩臣递摄其职。嘉庆初，上特命睿恭王及定、庄二王兼之，实旷典云。[36](续录卷1,P378-379)可见，御前大臣由宗室王公、大臣内特简兼充，无定员，统辖内廷事务，并常侍皇帝左右。逢出宫巡幸，则任后扈大臣，并兼管奏事处事务。雍正以后，御前大臣常以军机大臣兼任。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命蒙古科尔沁贝子扎尔丰阿兼任后，[37](P388-391)此职常由满蒙王公兼任。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御前大臣当在“御前大臣处”办公，此细节学界似从未留意。该机构位于勤政殿苑门外，“对过三间为御前大臣处，左为奏事处，右为军机大臣入对时小憩处，再东一苑，即南书房”。[38](P115)故此，“御前大臣处”居中，位于奏事处与军机大臣小憩处、南书房之间，御前大臣之地位可见一斑。目前学界只知“御前大臣”一职设于康熙朝。然《顺治实录》也有关于天聪三年(1629)御前大臣罗什的记载，[39](卷53,P417)不过，现存的清初汉文史料恐怕仍需还原为满文方可采信。查《满文老档》可知，“gocika”一词往往用于“亲军(gocika bayara)”这一语境中，并无“御前大臣(gocika amban)”的任何记载，故此，入关前，御前大臣一职或不存在。“御前大臣”虽设于康熙朝，《康熙实录》关于“御前大臣”之记载亦极少。目前有据可查之最早担任此职者乃遏必隆长子法喀在“康熙中，奉特旨”袭一等公，并担任御前大臣，具体年份不详。[40](卷2,P6763)但至少可证明在康熙中期，御前大臣已设立。内田直文将“近侍内大臣”视为“御前大臣”的前身，[41]这似无足够证据，因“近侍内大臣”这一汉文称谓仅出现于《弘毅公家谱》中，[42]此外似不见记载。不过，另有一“御前内大臣”早在皇太极时代便有零星记载，此当与“御前大臣”等同,故与“侍卫”连用，且置于后者之前。如《清实录》天聪三年(1629)十二月载：“上亲指挥右翼正黄、正红、镶红三旗护军攻其西面额驸杨古利、率御前内大臣、侍卫等，及正黄旗护军攻入退避之处，败之。”[43](卷5,P84)而在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壬辰，“御前内大臣、固山额真、六部尚书、都察院、理藩院、承政、昂邦章京、多罗额驸为一品”，[39](卷18,P161)此次定文武官员品级时，御前内大臣在正一品官中位列第一，足见地位之重。再如《清实录》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载：“御前内大臣、侍卫等入直者仍留直所，不应入直者，左翼于紫禁城东华门、右翼于西华门外聚集。包衣、牛录、章京各率马步甲兵、于紫禁城北门外聚集”。[39](卷79,P623)《清实录》中除前文所引天聪三年(1629)的一则史料之外，最早记录此官职则是在雍正二年(1724)七月，[7](卷22，P354)与康熙朝相衔接，或可佐证前文所言御前大臣正式设置于康熙朝。(二)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所谓“内大臣”，满文为“dorgi amban”。学界似从未留意“内大臣”仅是简称，全称“掌统领侍卫亲军内大臣”，[9](卷31，P2196)因统领侍卫亲军，“以先后宸御，左右翊卫”，故名。[44](卷94,P1)由于全称过于冗长，往往弃而不用。“内大臣”掌人数较众之侍卫亲军，“领侍卫内大臣”(满文为“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统领属精英群体之侍卫，故此，后者品级地位高于前者。至于前文所论“御前大臣”，因统领选拔极严之内廷侍卫，地位最为尊崇。“内大臣”与“领侍卫内大臣”皆是6名，上三旗每旗两员。内大臣在侍卫系统中地位仅次于领侍卫内大臣，乃其副手，从散秩大臣、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内拣选。[6](卷86，P5623)领侍卫内大臣往往由满洲勋贵子弟担任，如《啸亭杂录》载：“佟襄毅伯伊勤慎为忠毅公巴笃理嗣，乾隆中任领侍卫内大臣，典宿禁者数十年。”[36](卷4,P102)巴笃理乃太祖朝扎尔固齐，历经努尔哈齐与皇太极两朝，战功赫赫。[45](P134)而在品级上，虽同为正一品，但领侍卫内大臣之地位较大学士为低。《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十五年(1750)的朝会坐次如下：“嗣后大学士坐次，仍着在领侍卫内大臣之上。协办大学士、事务尚书，着在领侍卫内大臣之下，署领侍卫内大臣之上。”[6](卷1107，P15)协办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为从一品，故朝会座次顺序为：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尚书>署领侍卫内大臣。此后似无座次更改之记载，则自乾隆十五年(1750)起，大学士与领侍卫内大臣虽同为正一品，前者地位要高于后者，这或是国势承平后重文轻武之体现。关于“领侍卫内大臣”的设立时间，罗友枝认为设于顺治九年(1652)，[46](P95)权备一说，具体年份恐难稽考。领侍卫内大臣地位尊崇，康熙六年(1667)奏准，即便是分封皇子，也需奏简领侍卫内大臣。[47](卷160,P27)依照马安怡的观点，“内大臣”一职设立于皇太极继位之后，除统领侍卫之外，内大臣亦需带兵打仗。[48](P31)然而，此观点乃马安怡转引自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之论述，内大臣职位设立的具体时间似不可考，只能说，皇太极时代内大臣一职已然存在。上述职务都有“行走”，相当于见习职位。[49]如乾隆十三年(1748)，奇通阿因在“领侍卫内大臣”任上表现不佳，降为“领侍卫内大臣行走”。[23](卷309，P43-44)夸岱在任内大臣之前先任“散秩大臣”，再任“内大臣行走”。[7](卷59，P905；卷56，P862)(三)散秩大臣“散秩大臣”，满文为“sula amban”，音译为“苏拉昂邦”，意为“闲散的大臣”。“散秩”意为闲散而无一定职守的官位，词意与满文“sula”如出一辙。故此，将“sula”译成“散秩”颇有信达雅之效。散秩大臣无定员，虽为从二品，却只食三品俸禄。[27](卷117,P3364)在侍卫系统中位列领侍卫内大臣和内大臣之后，协助处理事务，属荣誉性职务，一般从王公贵族或功勋大臣及其后代中拣选任命，“多由特恩补授，或人员不敷，于宗室、镇国公、辅国公，镇国、辅国将军，宗室一等侍卫暨公、侯、伯、子、男内简选引见，或授散秩大臣，或署散秩大臣”。[6](卷86，P5623)如顺治初年降清的左梦庚，其胞兄之孙左元荫亦曾为散秩大臣。[50](卷23，P28)顺康两朝的重臣图海之子诺敏亦是侍卫出身，早年任三等侍卫，后晋升为一等侍卫，继而成为散秩大臣。[51]又，康熙六十一年(1722)，圣祖恭阅《太祖高皇帝实录》时，念及五大臣之开国劳绩，认为“自应令其家永受国恩，毋致遗弃”，故下旨授功臣达尔汉之孙希佛为散秩大臣，并着何和里和达尔汉两家“子孙内有可授散秩大臣者，引见补授散秩大臣，在门上行走”。[6](卷1106，P3)散秩大臣亦可世袭，不过，有清一代得以世袭散秩大臣的家族寥寥可数。从《啸亭杂录》所载来看，只有“蒙古明安贝勒后一人，佟忠勇公国纲后一人，李懋烈公国翰后一人，觉罗武功郡王后一人，石忠毅公廷桂后一人，杨额驸舒后一人”。[36](卷4,P95)这其中，居首的明安贝勒家族因从龙甚早，被清廷倚为股肱，并享有特权。如天聪六年(1632)九月，科尔沁蒙古明安贝勒之子额驸多尔泽因酒醉，犯有“于御前露刃者二次，又，奉命取猎户时，不选善猎之人”等罪，然而，皇太极并未深究，“念彼当本国无事时来归宥之”，仅罚银百两了事。[42](卷12,P171)须知“御前露刃”可是重罪，莽古尔泰便因此罪而被革去大贝勒。[42](卷10，P139；卷30，P387)而武功郡王家族世袭散秩大臣一职乃康熙五十六年(1717)特批：“谕，朕近日恭阅《实录》，见武功郡王事迹，深为嘉叹。今日问诸吉理，其孙内无一荣显大员。吉理着授为散秩大臣，嗣后散秩大臣必令其孙一人接替。”[6](卷1106,P3)值得留意的是，实际世袭散秩大臣的家族似不止这几家，如雍正十年(1732)圣谕：阿齐图缘罪革职，从前皇考恩旨，令额英基德立额驸、巴克贝勒族中不断一散秩大臣。现今阿齐图族中奏事侍卫宝德人去得，着授为散秩大臣。二等侍卫安褚库人亦去得，现在巴里坤军营，亦授为散秩大臣。[6](卷1106，P3)蒙古额驸英基德立、贝勒巴克在开国之初蒙古各部尚未归附之前投奔后金，入满洲八旗。因此，两家族自康熙时代开始亦享有世袭散秩大臣特权，即便族中有人缘罪革职，亦不影响此家族特权。故世宗还特意引用康熙恩旨，令其族中担任奏事侍卫的宝德和安褚库均授为散秩大臣。满洲勋贵子弟多有授散秩大臣者，对汉人而言欲晋升此职却极难，诚如龚自珍所言：“汉人袭父爵者，出为弁士，入为侍卫，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荫庇之荣极矣！”[52](P96)散秩大臣协助领侍卫内大臣处理事务，“无办事责”，故多有兼职者。然而，嘉庆十九年(1814)规定，“凡擢都统者停兼职”，[27](卷117,P3365)或因散秩大臣待遇丰厚，以避免领双重薪俸。事实上，侍卫系统内类似规定有不少皆出于此种考虑，如乾隆十二年(1747)规定，八旗武职内五品以上官，遭逢婚丧事，可请领恩赏银两，“蓝翎侍卫既由领侍卫内大臣处请领，则旗下毋庸重给”。[6](卷1139,P332)内廷侍卫亦如是，如外派之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兼大臣者，照所兼大臣分例给与；若无兼大臣职衔者，均照领队侍卫例给与，以示区别”。[53](卷2,P5)“散秩大臣”与“闲散侍卫”有相似之处。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谕，“嗣后乾清门侍卫员缺，着将闲散侍卫引见补放。闲散侍卫若少，再将官员勋旧人等保送闲散侍卫。则伊等升阶有别，亦可示鼓励矣，着为令” 。[6](卷558，P243)“闲散侍卫”记载极少，官修史料中亦无明确定义，当是通名，而非专名，或指有职衔但无实际差使之侍卫。由此观之，其与无实职之“散秩大臣”无论是称呼亦或职责皆类似。且从出身上看，闲散侍卫多由“官员勋旧人等保送”，与散秩大臣亦相似。故皇帝身边有闲散侍卫，诸贝勒则有“闲散护卫”。[42](卷12,P176)三、“近御治国”：侍卫出身之满蒙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初探纵观清代，侍卫是勋贵子弟飞黄腾达之捷径，对满蒙子弟尤其如此。清代那些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名臣大都出身侍卫，如康熙朝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朝的鄂尔泰、隆科多，乾隆朝的和珅、傅恒、福康安昆仲(福康安、福长安、福隆安)，等等。再如，清代担任过抚远大将军者共计9人，信郡王鄂扎、裕亲王福全、皇十四子允禵、康亲王崇安作为皇亲贵冑，故未担任侍卫。年羹尧和图海文官出身，亦未在侍卫系统任职，余下3人则多在侍卫系统任职。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曾任御前侍卫，[54](卷266，P595)康熙三年(1664)任内大臣，十八年(1679)任领侍卫内大臣。[25](卷11，P1)康熙六十一年(1722)抚远大将军延信亦是侍卫出身，其在三十七年(1698)任二等侍卫。[25](卷3,P46)雍正九年(1731)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任领侍卫内大臣，[55]五十五年(1716)任銮仪卫掌卫事内大臣。[48](卷318，P231)韩晓洁曾统计清代100位满洲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18种出身，其中科举25人、笔帖式21人、世爵世职14人，侍卫出身者仅6人，此结论令人存疑。但其统计只给出结果，统计过程与方式皆未明示，连人名都未列出，[56]故有重新考究之必要。撷取清代大臣序列中顶级的两大官职“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作为考察对象，重新统计其出身比例，试图管窥侍卫这一群体在清代政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之所以将“大学士”与“军机大臣”结合加以考察，因二者重合比例较大，且地位皆极尊崇。大学士从品级地位上而言，可谓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而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军机大臣又在清代中枢政治的运作中起关键作用。该统计依时段可划分为三阶段，即清初(康熙朝之前)、康熙至同治、同治至清末。之所以照此划分，因康熙之前，王朝初创，江山未稳，体制尚未完备，仍以尚武为主，大学士等文官体制难称完善，较乾隆朝“三殿三阁”架构相去甚远。内三院是清代内阁之前身，乃杂糅内阁与翰林院执掌的中央政治机构。顺治元年(1644)始在内三院设立满汉大学士；十五年(1658)，内三院更名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别置翰林院。因此，顺治十五年(1658)之前的内三院大学士与此后的殿阁大学士有所区别。区别在于，此前的内三院大学士尚有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责，顺治十五年(1658)之后，军国机要统归内阁。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内阁虽仍司票拟，但其权为军机处所取代。这便是为何军机大臣与大学士有相当比例的重合。故此，军机处设立之前，考察范围仅涉及大学士，而军机处设立之后，二者同时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处行走不在统计之列，因旨在考察顶级的官职，则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处行走之类的副职稍显等而下之。实际上，有不少协办大学士亦是侍卫出身，如达尔党阿乃侍卫出身，早年任三等侍卫，乾隆六年(1741)擢御前行走，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一年(1756)任协办大学士。爱新觉罗皇族内，禧恩嘉庆六年(1801)任头等侍卫，自此步入仕途，并于咸丰二年(1852)出任协办大学士。咸丰十年(1860)协办大学士肃顺一生中也多次担任乾清门侍卫与御前侍卫。敬征嘉庆十年(1805)任头等侍卫，嘉庆二十三年(1818)降为四等侍卫，嘉庆二十五年(1820)至道光二年(1822)擢乾清门侍卫，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协办大学士。[57]奕经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协办大学士，且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任头等侍卫从而步入仕途，任职侍卫的经历堪称丰富，曾任乾清门行走、乾清门侍卫、四等侍卫(道光二十三年)、二等侍卫(道光二十三年)、蓝翎侍卫(咸丰元年)。[58]考察某些官员的出身亦是颇为复杂的问题，需爬梳、比对大量史籍方可得出结论。如光绪年间任职军机大臣的载漪、世铎、奕劻皆是皇族，三人在仕宦生涯中亦曾任御前行走、内廷行走等职。但对于这些皇室贵冑而言，即便其仕途起步于侍卫，恐怕也不宜将之归为侍卫出身，因其仕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统。而鄂尔泰虽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然其仕途飞黄腾达则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授三等侍卫之后，得以成为康熙近臣，“从圣祖猎，和诗称旨”。[28](卷288，P)故此，将鄂尔泰归为侍卫出身或更合适。讷亲步入仕途则始于雍正五年(1726)袭二等公，授散秩大臣。侍卫一职作为仕途捷径，在满蒙子弟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亦是考察之初衷。故此，汉军暂不在统计之列。实际上，汉军大学士亦有侍卫出身者，如乾隆二十年(1755)武英殿大学士黄廷桂，其仕途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三等侍卫。[59]此外，亦有大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虽担任侍卫，然考究史料可知，任侍卫乃是被贬黜后起复(见表4)，需一一辨明，并排除在侍卫出身之外。康熙之前，体制尚未完备，考察此一阶段的大学士(见表1)，仅有顺治元年(1644)国史院大学士来衮乃侍卫出身，顺治十五年(1658)中和殿学士苏纳海则是王府护卫出身，亦可归为侍卫系统。顺治十二年(1655)秘书院大学士虽是前锋侍卫出身，然前锋侍卫属前锋营系统，而非侍卫系统。表1侍卫出身的清初大学士列表[60]姓名是否任职大学士是否侍卫出身(瓜尔佳)车克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内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元年至六年) 前锋侍卫(他塔喇)苏纳海中和殿学士(顺治十五年至十七年);内国史院大学士(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五年) 王府护卫来衮顺治元年为国史院大学士[39](卷3,P47)自侍卫累迁至内三院学士[28](卷267,P9972)查考康熙至同治的86位满蒙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见表2)，其中侍卫出身者共24人，占28%。若将担任过侍卫(起复或受罚)、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内大臣、散秩大臣等侍卫系统官职考虑在内，这一比例将会大大提高，约达80%。尤其是乾隆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1784)，傅恒三子皆侍卫出身，并同时入值军机处，堪称盛况。然而，自同治以降，侍卫出身的满蒙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比例骤降，汉人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人数激增，甚至在某些时段超过满人，这当植根于“同治中兴”之历史事实。仅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1)，六年间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汉人便有王文韶、瞿鸿禨、张之洞、鹿传霖、陆润庠、戴鸿慈(协办)、徐世昌7人，满人却只有那桐、世续和荣庆(协办)。考察同治中兴至晚清的34位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仅有恩承可算是侍卫出身，但亦需细细梳理方可得出结论。恩承虽是咸丰三年(1853)进士出身，授侍卫处主事。但在此之前，诚如表3所示，其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已出任侍卫处笔帖式，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侍卫处行走。咸丰元年至四年(1854)任侍卫处主事。故此，将其归为侍卫出身更为合适。表2康熙至同治朝满蒙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列表(侍卫出身或于侍卫系统任职)姓名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否侍卫出身在侍卫系统任职巴泰康熙九年至十二年、十四年至十六年任中和殿大学士天聪五年二等侍卫,崇德年间至顺治十五年一等侍卫顺治十五年散秩大臣、内大臣 班布尔善康熙六年至八年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六年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康熙八年至九年任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至十九年任保和殿大学士早年任三等侍卫, 康熙八年后由三等洊迁至一等侍卫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内大臣、康熙二十五至四十年领侍卫内大臣 (纳喇) 明珠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任武英殿大学士 顺治年间任侍卫 康熙二十七年内大臣(富察)富宁安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六年任武英殿大学士雍正元年至五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年间侍卫 (马佳)马尔赛雍正六年至十年任武英殿大学士;雍正八年至九年任军机大臣康熙五十三年-雍正九年领侍卫内大臣、康熙五十五年-雍正九年銮仪卫掌卫事内大臣 (锡林觉罗)鄂尔泰雍正十年至乾隆十年任保和殿大学士;乾隆二年至十年任军机大臣 康熙四十二年任三等侍卫乾隆二年、乾隆七年兼领侍卫内大臣讷亲乾隆十年至十三年任保和殿大学士;乾隆二年至十三年任办理军机大臣 雍正九年任乾清门行走 雍正五年散秩大臣、雍正九年御前大臣、雍正十三年领侍卫内大臣续表姓名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否侍卫出身在侍卫系统任职(高佳)高斌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乾隆十年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二十年内大臣(喜塔腊)来保乾隆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同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 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六年蓝翎侍卫;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五年三等侍卫,后夺职,五十七年复授三等侍卫乾隆四年内大臣、乾隆十年领侍卫内大臣 (富察)傅恒乾隆十三年至三十五年任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十年至三十五年在军机处行走 乾隆五年任蓝翎侍卫 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内大臣、乾隆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领侍卫内大臣(章佳)尹继善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任文华殿大学士;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任军机大臣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御前大臣 (乌雅)兆惠乾隆十五年至十九年、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在军机处行走 乾隆二十二年领侍卫内大臣、二十五年御前大臣(钮祜禄)阿里衮乾隆二十一年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初年任二等侍卫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领侍卫内大臣 (高佳)高晋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任文华殿大学士 乾隆二十七年内大臣 (舒穆鲁)舒赫德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任军机大臣 乾隆二十三年头等侍卫 (夺职后起复) 乾隆十八年、三十七年领侍卫内大臣;三十九年御前大臣(章佳)阿桂乾隆四十二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乾隆二十六年内大臣、三十四年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三十九年御前大臣 (伍弥)泰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任东阁大学士 雍正九年、乾隆二十七年散秩大臣;乾隆三十五年内大臣 (钮祜禄)和珅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四年任文华殿大学士 ;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四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乾隆三十七年三等侍卫、黏杆处侍卫;乾隆四十年乾清门侍卫、御前侍卫 乾隆四十四年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四十五年御前大臣、嘉庆元年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郭佳)穆彰阿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任武英殿大学士、道光十八年至三十年任文华殿大学士; 道光八年至三十年任军机大臣 道光十二年内大臣;十六年署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萨尔图克)长龄道光二年至十八年任文华殿大学士;道光三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嘉庆十四年蓝翎侍卫(褫职后起复),嘉庆十五年升三等侍卫 道光八年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道光十六年厢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续表姓名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否侍卫出身在侍卫系统任职(阿鲁特)赛尚阿咸丰元年至二年任文华殿大学士;道光二十一年至咸丰二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道光十一年头等侍卫(褫职后起复) 道光二十一年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元年内大臣(佟佳)裕诚咸丰二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嘉庆十四年三等侍卫;道光元年二等侍卫;道光四年头等侍卫 ;道光六年至十三年乾清门行走 道光六年散秩大臣;咸丰元年内大臣 ;咸丰六年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瓜尔佳)桂良咸丰七年任东阁大学士、咸丰八年任文华殿大学士 咸丰八年至九年内大臣 (王佳)官文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同治元年至十年任文华殿大学士 道光元年蓝翎侍卫;六年三等侍卫 ;十二年侍卫副班领 同治八年内大臣(富察)福康安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元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任军机大臣乾隆三十二年乾清门行走;三十四年御前二等侍卫;三十五年一等御前行走 乾隆四十年内大臣 ;四十七年御前大臣;四十八年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图伯特)保宁嘉庆二年至十一年任武英殿大学士 乾清门侍卫出身乾隆五十二年内大臣;五十六年御前大臣;嘉庆七年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费莫)勒保嘉庆十四年至十九年任武英殿大学士;嘉庆十八年任军机大臣嘉庆五年蓝翎侍卫(夺职后起复) 嘉庆十五年内大臣 ;十七年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玛拉特)松筠嘉庆十八年至十九年任东阁大学士、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任武英殿大学士 ; 乾隆五十八年至五十九年、嘉庆十七年至十八年、道光元年至二年任军机大臣 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四年御前侍卫;嘉庆十三年头等侍卫 嘉庆十六年内大臣;嘉庆十八年御前大臣(章佳)庆桂嘉庆四年至十八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六年、嘉庆四年至十七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嘉庆四年御前大臣;十一年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内大臣 (富察)明亮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元年任武英殿大学士 ;乾隆四十一年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四十九年蓝翎侍卫;嘉庆五年头等侍卫;嘉庆六年乾清门行走乾隆五十七年内大臣;嘉庆五年领侍卫内大臣续表姓名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否侍卫出身在侍卫系统任职(博尔济吉特)文孚道光十四年任东阁大学士 、道光十五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十五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嘉庆十八年二等侍卫(起复);嘉庆二十一年头等侍卫 道光元年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十四年内大臣 (博尔济吉特)琦善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道光二十二年四等侍卫(起复);道光二十三年二等侍卫 (觉罗)宝兴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嘉庆二十三年三等侍卫(起复 ) 道光五年领侍卫内大臣 (爱新觉罗)耆英道光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道光十二年内大臣 (费莫)讷尔经额咸丰二年至三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道光十七年三等侍卫(起复),道光十八年头等侍卫 (费莫)文庆咸丰五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六年任武英殿大学士;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咸丰五年至六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道光二十二年三等侍卫(起复) 道光三十年内大臣(他塔拉)苏凌阿嘉庆二年至四年任东阁大学士 乾隆四十四年三等侍卫(起复)嘉庆四年领侍卫内大臣 (爱新觉罗)禄康嘉庆十一年至十六年任东阁大学士嘉庆十年至十六年内大臣 (富察)托津嘉庆十九年至道光十一年任东阁大学士;嘉庆十年至二十五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嘉庆五年头等侍卫(起复) 嘉庆十六年内大臣;十九年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年内大臣(卓特)富俊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任东阁大学士 道光九年拣选侍卫大臣;道光十二年内大臣(瓜尔佳)桂良咸丰七年任东阁大学士、八年任文华殿大学士;十一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八年至九年内大臣马兰泰雍正十一年入值军机处雍正十一年任领侍卫内大臣 丰盛额雍正十三年任军机大臣 雍正初年散秩大臣;五年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乌雅)海望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十年任军机大臣 雍正九年内大臣 (锡林觉罗)鄂尔泰雍正十年至乾隆十年任保和殿大学士 康熙四十二年三等侍卫乾隆二年、七年兼领侍卫内大臣续表姓名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否侍卫出身在侍卫系统任职雅尔哈善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任军机大臣 乾隆二十一年内大臣阿兰泰乾隆十九年在军机处行走 康熙五十九年蓝翎侍卫,后擢二等侍卫,雍正十二年头等侍卫 (石)三泰乾隆二十三年在军机处行走 蓝翎侍卫出身,后擢二等侍卫(瓜勒佳)富德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在军机处行走 乾隆五年蓝翎侍卫;七年三等侍卫;十四年二等侍卫;十五年御前侍卫 乾隆二十二年内大臣;二十四年领侍卫内大臣;二十五年御前大臣 (富察)福隆安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九年在军机处行走 乾隆二十三年御前侍卫乾隆三十四年御前大臣;三十五年领侍卫内大臣 (钮祜禄)丰升额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在军机处行走 蓝翎侍卫出身,乾隆二十五年三等侍卫 乾隆三十四年领侍卫内大臣;三十五年御前大臣 (伊尔根觉罗)桂林乾隆三十六年在军机处行走 乾隆三十八年三等侍卫(起复);四十年头等侍卫 (富察)福长安乾隆四十五年至嘉庆四年任军机大臣 乾隆四十年蓝翎侍卫;四十一年头等侍卫 乾隆四十九年銮仪卫管卫事内大臣、内大臣(奇普褚特)台布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年署军机大臣嘉庆五年头等侍卫(起复)(章佳)那彦成嘉庆九年任军机大臣 嘉庆十年蓝翎侍卫(起复);十二年三等侍卫;十三年二等侍卫;十四年头等侍卫 道光二年内大臣(额勒德特)和瑛嘉庆二十三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乾隆年间任领侍卫内大臣(哈达纳喇)玉麟道光四年至九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嘉庆十九年三等侍卫(起复)道光四年、八年署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隆文道光十九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道光二十年署行营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托和络)穆荫咸丰三年至十一年任军机大臣 咸丰三年署对引大臣 (赫舍哩)舒兴阿咸丰元年任军机大臣 咸丰四年二等侍卫(起复)道光二十三年对引大臣表3同治中兴之后满蒙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列表(侍卫出身或于侍卫系统任职)姓名任职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侍卫出身任职侍卫系统(石尔德特)瑞常同治十年文渊阁大学士 同治四年内大臣(叶赫那喇)瑞麟咸丰九年至十年、同治十年至十一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任文华殿大学士;咸丰三年至五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九年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年内大臣(瓜尔佳) 荣禄光绪二十四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任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光绪十四年领侍卫内大臣、光绪二十六年内大臣(瓜尔佳)文祥同治十一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年任武英殿大学士;咸丰九年至光绪二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九年前引大臣、咸丰十年对引大臣 (费莫)文煜光绪十年任武英殿大学士 光绪三年内大臣(爱新觉罗)灵桂光绪七年至十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任武英殿大学士 光绪六年补进内大臣班、光绪六年至七年拣选侍卫大臣 (觉尔察)额勒和布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任武英殿大学士;十年至二十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光绪六年、十三年内大臣(爱新觉罗)麟书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光绪二十一年内大臣(巴鲁特)柏葰咸丰六年至八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咸丰八年至九年任文渊阁大学士道光三十年内大臣(叶赫那喇)瑞麟咸丰九年至十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年至十一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任文华殿大学士咸丰九年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年任内大臣(爱新觉罗)昆冈光绪二十二年体仁阁大学士、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任东阁大学士、二十九年文渊阁大学士 光绪二十七年任内大臣 (叶赫那拉)恩承光绪十一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十五年任东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侍卫处笔帖式、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在侍卫处行走光绪十年任内大臣 (赫舍哩)英桂光绪三年至四年任体仁阁大学士 同治十年任内大臣(爱新觉罗)载龄光绪四年至六年任体仁阁大学士 光绪三年任内大臣 (叶赫纳喇)全庆光绪六年至七年任体仁阁大学士 道光十九年任头等侍卫(受罚) 咸丰十年任内大臣(爱新觉罗)敬信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任体仁阁大学士 光绪二十六年任内大臣续表姓名任职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侍卫出身任职侍卫系统(索绰罗)麟魁同治元年任协办大学士;咸丰二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道光二十四年任三等侍卫(受罚) 咸丰八年至十年任内大臣 福锟光绪十八年任体仁阁大学士 光绪十六年内大臣(他塔拉)刚毅光绪二十年任军机大臣;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任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内大臣 (颜扎)景廉光绪三年至十年任军机大臣 同治五年任头等侍卫(起复) 光绪七年前引大臣 (爱新觉罗)载漪光绪二十六年任军机大臣 光绪年间任御前行走光绪十九年御前大臣(爱新觉罗)世铎[61]光绪十年至二十七年任军机大臣 光绪十二年任内廷行走同治元年任内大臣御前行走、四年任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光绪九年、二十七年御前大臣(爱新觉罗)奕劻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任军机大臣 同治十一年任御前行走、光绪十二年任内廷行走 同治七年内大臣、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御前大臣、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表4曾起复为侍卫的满蒙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列表人名出身任职侍卫时间(起复)(起复为侍卫)出处舒赫德笔帖式乾隆二十三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13,页。长龄乾隆三十八年翻译生员嘉庆十四年蓝翎侍卫《清史稿》,卷367,页。赛尚阿嘉庆二十一年蒙古翻译举人道光十一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92,页。勒保官学生嘉庆五年蓝翎侍卫文孚监生嘉庆十八年二等侍卫《清史稿》,卷363,页。琦善道光二十二年四等侍卫清国史馆传稿,号。宝兴嘉庆十年进士嘉庆二十三年三等侍卫清国史馆传包,-2号。讷尔经额嘉庆八年翻译进士道光十七年三等侍卫清国史馆传包,号。文庆道光二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三等侍卫《清史稿》,卷386,页。苏凌阿乾隆六年翻译举人乾隆四十四年三等侍卫托津都察院笔帖式嘉庆五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41,页。全庆道光九年进士道光二十一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389 ,页。麟魁道光六年进士道光二十四年三等侍卫景廉咸丰二年进士同治五年头等侍卫《清史稿》,卷439,页。四、结语古鸿廷通过对满汉大学士的比对研究后指出，汉人取得相对的政权是在太平天国乱后，[62](P65)此言甚是。清朝在后期为维系统治，越来越仰赖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汉人重臣，清廷不得不让度部分政治优先权。侍卫作为“首崇满洲”的晋升之途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趋势，日渐败弛，走向衰落乃是必然，最终与清王朝一起退出历史舞台。自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高楼寨之战，最后一位满蒙出身的军事统帅僧格林沁战殁，清朝丧失最后的八旗劲旅，以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军权渐入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导的湘军、淮军手中，最终促成回光返照之同治中兴。[63](P337)问题在于，曾、李功勋卓著，救社稷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如此中兴重臣，为何未当上军机大臣？这或取决于现实层面的问题：外官很难值军机，而侍卫乃天然的“内官”，故同治中兴前，有大量侍卫出身者任军机大臣并不难理解。且像曾、李这样的封疆大吏，本不比军机逊色。须知，因国势所迫，那个时代督抚权力已然加重，且太平天国初定，地方军政亦需倚靠重量级人物加以维系。关于此一时段汉人崛起，侍卫制没落，可以陈国瑞为例。陈氏早年从戎，悍勇非常，在僧格林沁辖下屡立战功，被赐号“技勇巴图鲁”，并于同治六年(1867)擢头等侍卫。[64]然而陈氏性格暴烈，嚣张跋扈，与淮军诸将不睦。同治六年(1867)先与刘铭传不和，李鸿章、丁宝桢出手调解，传谕刘铭传、陈国瑞二人。王家璧《请李鸿章等调解侍卫陈国瑞与淮军统领刘铭传》提及以“蔺相如、廉颇，寇恂、贾复为法，同仇敌忾，俱弃小嫌，共成大功”。[65]次年，左宗棠亦与陈国瑞不睦，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上疏《请将陈国瑞交山西抚臣节制》要求将陈氏调离。 针对此事，朝廷于四月三日做出回应，仅是安抚左宗棠道：“该侍卫桀骜性成，非威望素著者，难以震慑其心。仍着左宗棠随时调度，不必有所顾忌。”[66](卷228,P139)这恐怕是同治之后，地方势力崛起的写照。康乾时期，侍卫地位尊崇，动辄对地方大员颐指气使，而到了此时，朝廷虽要偏袒侍卫，却颇为无力，只能和稀泥。此外，《清史稿》载有一例：当官文之在湖北，事事听林翼所为，惟驭下不严，用财不节，林翼忧之。阎敬铭方佐治饷，一日林翼与言，恐误疆事。敬铭曰：“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铲除畛域之效。”[28](卷388，P)所谓“铲除畛域”，当指缩减满汉隔阂。从“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至“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个中剧变，恐怕也是太平天国乱后，汉人崛起之明证。此种趋势至德宗朝尤为明显，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二日，慈禧以光绪帝之名发布懿旨：我朝以仁厚开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均已量材器使，朝廷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纷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着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67](P918)这一谕旨显然有失公允。所谓开国两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绝非事实，而“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不过是形势所迫，非清廷有意为之。然而，该谕旨依然得到官员响应，至九月初三日，各大员绅民条陈化除满汉畛域折共计11件。[68]至九月十六日，“化除满汉条陈已有数十起之多”。[69]时人认为，此旨“欲混合满汉，不分畛域，盖鉴于革命党之事也”。[70](P1059)又，“命妥议化除满汉畛域，筹划各省旗营生计，立变通旗制处，皆为消弭革命排满也”。[71](P28)显然，清廷颁布此诏书亦是国势所迫的无奈之举。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侍卫制的衰落乃不可避免之事实。注释：[1]1977年，陈文石发表《清代的侍卫》一文(《食货月刊》，1977年复刊第七卷第6期)，论述“侍卫”是满洲为使族人在满汉共治的官僚体制下便于进入统治核心而设，这是中文学界最早的专题论文。1992年，陈金陵先生刊出《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 一文(《清史论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探讨了侍卫与皇权之关系，或受客观条件所限，其论述相当简略。常江先生曾在1988年发表过《清代侍卫制度》一文(《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从制度层面、侍卫的来源与待遇、侍卫的作用三方面阐述了侍卫群体的特殊性。1993年，常江又与李理合作，将其内容加以扩充，完成《清宫侍卫》一书，2013年该书改名《清宫大内侍卫》再版(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此外，黄圆晴2010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完成硕士论文《清代侍卫制度初探》之后，又先后发表《清代满汉官制——以侍卫的升迁为中心》(《满学论丛》，2011年第一辑)和《试论清代汉侍卫与绿营》(《历史档案》2014年第1期)两篇专题论文，关注清代汉侍卫的铨选与升迁。陈章《东亚视野下的“侍卫”：清代侍卫制探源》一文(《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3期)藉助诸国史料探讨清代侍卫制之源流，具有补白之功，另有《清代侍卫等级新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6年7月第63期)、《试论清代的“汉侍卫”家族》(《史林》，2018年第2期)及《论清代hiya与giyajan》(《满语研究》，2016年第1期)等文章藉助满汉文史料深入研究清代侍卫等级、汉侍卫家族等议题。[2]常江. 清代侍卫制度[J]. 社会科学辑刊，1988(3).[3]王镜轮，向斯. 明清禁卫军密档[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4]然而马安怡得出上述结论仅是参引了二手研究《清宫侍卫》，笔者追查此书，发现原文并未标明出处，故此结论恐缺乏依据。参见马安怡. 清初的皇权与侍卫家族[D].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13.[5]叶高树. 翻译考试与清朝旗人的入仕选择[J].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4(52).[6](清)昆冈.(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M]. 北京：中华书局，1991.[7]清朝文献通考[C]//.十通(第9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8]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9]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8辑)[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10]清朝通典[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1](清光绪二十年夏)缙绅全书[M]. 来鹿堂刊本.[12]张杰. 清代八旗满蒙科举世家述论[J]. 满族研究，2002(1).[13]沈一民. 清初的笔帖式[J]. 历史档案，2006(1).[14](清)陈康祺著，晋石点校.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M]. 北京：中华书局，2008.[15]秦国经主编.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册7)[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6](清)福格. 听雨丛谈[M]. 北京：中华书局，1997.[17]圣祖仁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8]黄一农. 从纳兰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红楼梦的本事[J]. 清史研究，2012(4).[19]马乃骝，寇宗基. 读纳兰成德“代北、五台山诗”漫笔[J]. 五台山研究,1986(1).[20]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档案号：.[21]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档案号：.[22]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档案号：.[23]吴新雷，黄进德. 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册上)[M]. 台北：龙视界出版社，2015.[24]高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文献[Z].编号：，“奏为带领引见侍卫乾清门三等侍卫都尉保良等三十六人事”.[26]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7.[27](清)宋荦. 迎銮日纪[M]. 清稿本.[28](清)赵尔巽等撰,杨家骆校. 清史稿[M]. 台北：鼎文书局，1981.[29]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另可见傅璇琮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明清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314页。[30]周汝昌.红楼梦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2.然周汝昌在“康熙十二年”条下指出“曹寅十六岁，当已选为侍卫”，行文前后似欠斟酌(参见册中，第230页)。[31]刘上生. 曹寅入侍康熙年代考[J]. 中国文学研究,2000(2).[32]樊志宾. 曹寅入侍时间考[J]. 红楼梦学刊，2013(3).[33]李广柏. 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4]陈章. 清代侍卫等级新探[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6(63).[35]宫中档及军机处档[Z].文献编号：.[36](清)昭梿. 啸亭杂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0.[37]钦定四库全书[M]. 武英殿聚珍版，第454册.[38](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 郭嵩焘全集(第8册)[M]. 长沙：岳麓书社，2012.[39]世祖章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40]清朝通志[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41][日]内田直文. 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与清初内廷侍卫[J]. 成大历史学报. 2009(36).[42](清)特成额.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Z].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清乾隆间钞本，第4页；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Z].清钞本，见《谱牒库》，原文无页码；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Z].清钞本，第3页.[43]太宗文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清)允祹等奉敕撰.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另，“内大臣”的“内”或亦有御前之意。如早在崇德三年，大汗身边的侍卫亦被称为“内侍卫”。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册上，第347-348页。[45]郑天挺. 清史探微[M]. 台北：云龙出版社，2002.[46]罗友枝. 清代宫廷社会史[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7]蒋溥、孙嘉淦等撰. (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8]马安怡. 清初的皇权与侍卫家族[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13.[49]“军机处行走”亦如是，清人姚元之曾谓：“军机处向无亲王与行走者，嘉庆四年成亲王与焉，自正月至十月二十二日即出，暂时之制也。”由此可知，该职在嘉庆四年之前仅是暂时之制，后逐渐固化，成为固定职位。事实上，此种演变趋势在明清时代并不罕见，如总督、巡抚原只是中央外派地方的临时大员，后日渐固化，成为常设职位。参见[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8页。[50]钦定八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51]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史馆传稿[Z].档案号：.[52]黄前进. 果勇侯杨芳研究[C]//.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专业委员会.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第五辑).贵阳：贵州科技情报研究所,1998.[53](清)阿桂、和珅等纂修. 钦定户部军需则例[M].《续修四库全书》景印乾隆五十年刊本.[54](清)李桓.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册39)[M]. 扬州：广陵书社，2007.[55]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史馆传稿[Z].档案号：.[56]韩晓洁. 清代满人入仕及迁转途径考[J]. 满族研究，2009(4).[57]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Z]. 档案号：-1.[5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档案号：.[59]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档案号：.[60]表1、表2、表3、表4主要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名权威明清人物传记数据库》及其他官修史料整理而成。[61]若任职系统职位较多，则择而录之，如世铎除表中所列之外，同治四年还曾署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62]古鸿廷. 清代官制研究[M]. 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9.[63]黄建军. 康熙与清初文坛[M]. 北京：中华书局，2011.[64]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Z]. 档案号：-1.[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Z].档案号：03-4731-098.[66]穆宗毅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6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68]会议条陈消融满汉各折[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三日.数据来自《大成申报数据库》：[69]沈侍郎条陈满汉纪闻[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70](清)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1](清)金梁.光宣小记[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qikandaodu/2020/1216/4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