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古今的治史风范贺戴逸先生九十寿辰(5)

先生治史讲究“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并重，就笔者的理解而言，实际上与古人所讲“考据、义理、辞章”兼于一身的说法有相通之处。在当今学科训练日趋专门化的境况下，先生尤其欣赏有文采的历史文章。他曾引杜甫两句诗“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形容撰文要毫不吝惜地砍掉啰唆冗繁的空话赘语，对新颖的思想，微小的细节要花大功夫，仔细琢磨，精心考虑。由于治史人的秉性、资质和用功程度各有不同，往往很难兼顾考据、义理、辞章三个方面。治学常常偏于一端。因此，为师者须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使弟子各展所长。先生在这方面的施教经验堪称典范。

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热情介绍他的几位弟子郭成康、吴廷嘉、孔祥吉、卿斯美的研究成绩。（《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名新兵》，《人物》1983年第3期）令人惊异的是，这几位弟子的治学风格截然不同。例如，郭成康擅长对清朝上层政治和制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具有出色的大局观，后来成为清史研究所政治史方向的领军人物；吴廷嘉能言善辩，素以理论思辨见长，当年曾与钱学森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探讨过“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在史学领域中的应用问题，成为中国史研究者中积极探讨社会科学新方法的先锋人物；孔祥吉则以对康有为戊戌变法奏稿的精密考证著称于世，其研究成果曾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和修正了史学界对戊戌变法性质和过程的传统评价，在史学界引起了广泛震动。

先生对史学界的前沿动态一直保持高度关注，时刻留心其进展情况，并鼓励弟子大胆思考，还不时参与切磋论辩。弟子杨念群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区域分布的著作面世后，先生亲临研讨会进行点评指导，以示鼓励。先生一方面肯定了从区域比较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群体言行特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又切中肯綮地指出，讲区域文化比较不能脱离北京文化这个核心背景单独进行论述，不能只有局部的研究，而忽视整体观察的视野。各地方文化要成为显学，必须通过北京这个管道进行筛选，再反馈到各地才能形成全国性影响。例如，乾嘉学派的核心人物都是江浙皖地区的学者，乾隆年间这些士人到北京做官，加上《四库全书》对士人群体的笼络作用，北京作为核心把区域文化吸纳进来，再辐射出去，才能最终影响到全国，这是统一国家的特点。先生又举例说清初广东文化并没有全国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后依靠皇帝搞变法，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影响才开始波及整个思想界。湖湘学派在近代之所以发达也是因为曾国藩等人位居北京中枢政要之地后，湘学通过在北京的湘籍士人进行宣传才发为显学。故考察区域文化的特质必须考量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先生也不同意杨念群截然划分“王者之儒”与“教化之儒”的做法，杨念群认为：“王者之儒”倾向于建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教化之儒”则主要承担教育道德的训导功能，两者既有交叉重叠亦有较大差异。先生以为，中国历史上，儒学从未摆脱开“王者之儒”身份的限定，除了极少数异端分子之外，儒者仅在于和官方的紧密性和疏离性、直接性和间接性有所区别。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种单纯的“教化之儒”。在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任何学说都会笼罩在专制王朝阴影之下，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先生针对杨念群关于宋明理学是“教化之儒”，通过复兴运动反叛了两汉“王者之儒”而维护了先秦“教化之儒”这个命题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坚持宋明之儒乃是另一种形式的“王者之儒”。弟子杨念群对先生的评论仍有不同看法，他坚持认为汉儒构造谶纬政治神话，其树立君王正统之目的昭然若揭，而宋儒走“格君心”“觉民行道”的路线，更有与君主分享意识形态资源的意图，两者区别甚大。虽然在弟子看来，先生强调儒学政治化的一面，与弟子之论殊无绝然的对立，但先生所拈出的士人在广义上仍难脱“王者之儒”羁绊的精要之论仍有醍醐灌顶之效。以当代学界为例，现实中各种儒学复兴的表演纷纷粉墨登场，表面强调的都是文化伦理的单纯回归，骨子里却几乎无不与上层政治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与钱穆先生主张儒学乃是有其内在演化理路的思想史研究进路区别了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先生不遗余力提撕晚辈后学，以宽广的胸怀兼容多样意见，即使弟子的观点与自己的主张出现分歧，仍予最大限度的包容接纳。与先生在一起受教论学，如书院中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切磋辩难，洵洵有古风焉。这才是令弟子终生难以忘怀时刻铭记在心的求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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