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古今的治史风范贺戴逸先生九十寿辰(3)

因强调“贯通”历史的重要性，先生曾发表一系列通论性质的文章，如《清代经济宏观趋势的总体评价》《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等，为清史研究把握总体大方向。先生讲“贯通”，并非大而无当地空谈玄想，而是有理有据的深思之论。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出先生有关太平天国以后清朝政治格局演变的分析。关于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政局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学者如梁任公认为，地方势力的兴起是满汉权力消长的结果，昭示着汉人官僚集团从基层开始崛起，从而动摇了满族统治的基础。西方史学界也曾经认为，以湖南为首的团练势力的形成所导致的地方军事化是清朝咸同时期以后的重要特征；一些日本学者亦认为，地方自治势力的增长是辛亥革命发生与满清政权倾覆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与之相比，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权力的下移》这篇文章中指出，所谓“满汉权力消长”，实质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消长，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披上了一件满汉民族矛盾的外衣。其研究视角与美国和日本的中国学均有差异。具体表现是，先生试图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异角度理解权力的更替现象。太平天国以后，代表中央政权力量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开始下移。从兵权角度而论，由于八旗绿营大量吃占空饷，从而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依靠地方集团临时雇募“练勇”抵御内乱，致使地方军事力量坐大，太平叛乱被平息后，清政府三令五申裁撤练勇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才造成地方军事实力派尾大不掉的局面。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经费需求越来越多，财政制度陷入混乱，无法正常执行协款、解款制度，从战争中起家的地方势力开始自行筹款募勇，致使户部正常的奏销制度完全被破坏。与此同时，清朝司法体制受到的冲击更形严重，各省判处死刑的“秋审”制度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趋于瓦解，出现了各地盗案可以按“就地正法律”执行的情况，杀戮权移归督抚掌控，清廷虽三番五次想废止“就地正法”章程、收回司法权力，却遭到地方势力的强烈抵制。同光年间，虽出现大批“告御状”和个别平反冤案的例子，但是中央所以有兴趣插手这些地方性讼案，正是因为它失去了对地方司法权力的支配作用，清廷热衷于受理京控，出头平反，也是因为要借此打击日益上升的地方势力。地方政治派系分合聚散，反复无常之态并未得到丝毫的削弱。

先生由此文得出的结论也是充满洞见发人深省的，他说，由于封建性地方势力兴起而出现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地方各派系的矛盾贯穿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之中，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濒临覆亡的前奏，也是整个封建政治制度趋于没落的征兆。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政治离心力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制约着近代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以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封建性的统一象征消失，地方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这就演变成为军阀之间的公开割据和连年混战的局面。类似的“贯通”视野会常常出现在先生的各类文章中，显示出先生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历史演变趋势的超卓能力。

其次，先生具有浓厚的“经世”情怀。

中国古代史学的写作虽有“官史”与“私史”之分，却从来都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时常具有强烈的“资治”功能。因此，史家如何有效地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变革进程，如何把自身对历史的研判转化为国家建设的能量，同时又尽量保持独立见解，不完全受政治风向的支配，从来都是史家安身立命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先生早年曲折的求学与教书经历一直与风云变幻的革命风潮相互激荡，面对着时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或回应或讨论或辨析或批判，当然有时也不免成为政治风暴的冲击对象，先生之治学路向的变化无不与时代的巨变息息相关。我们不妨把先生的治史风格视为传统“经世”精神在当代的一种延续和体现。

正因如此，先生读史研史的主旨始终不懈地回应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类重大现实问题。如果说，先生参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仍是寻求在主流意识形态形塑下如何有效地辨析中国近代变革的主导动力问题的话，那么，《论“清官”》一文的写作则显示出先生不甘随波逐流地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束缚，不断探究历史真相的求实风格。

《论“清官”》发表于1964年，笔名星宇，其主要观点是，清官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他们反对豪强权贵追求法外权利、无限制地进行剥削。清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群众减轻他们的苦难，缓和阶级矛盾，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先生自谦地说这些观点都是“老生常谈”，但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干瘪刻板的历史单线叙事里撕开了一条异端的口子。两年以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生与林甘泉等四人以方求为笔名撰文反驳，文中关于清官问题的论述采用了星宇的观点，方求的文章后来被“四人帮”认为是陆定一、周扬为抢夺“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而写，是对吴晗的假批判真包庇。《论“清官”》则是调和主义、折中主义的大毒草。1967年4月，上海写作组以康立为笔名撰文点名批判星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全国报刊广泛转载，以此为起点，各家媒体大批清官之文立刻呈铺天盖地之势蔓延开来。其主要论点是，清官更坏更反动，因为贪官进行残酷剥削，能引起人民的反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对人民反而有欺骗作用。如此荒唐的逻辑只有在荒唐的年代里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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