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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古今的治史风范贺戴逸先生九十寿辰(4)

来源:清史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冲突,事件平息后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先生选择中俄《尼布楚条约》作为课题,花费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

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冲突,事件平息后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先生选择中俄《尼布楚条约》作为课题,花费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做出详细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先生自述写作之时,始终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却努力保持冷静客观立场,探讨中俄东段边界的沿革。先生利用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包括谈判使臣戈洛文的详细日记,充当中俄谈判译员的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的日记,以及故宫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满文奏折等史料,详细展示了中俄使节谈判的具体情节,为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的中方代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先生六十岁以后的治学重点仍与国家变革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时又为改革开放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断忧思焦虑,并时时发出警告。20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先生以《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为题发表意见。先生一方面肯定了清廷在西部开发中实行屯垦和发展畜牧业、矿业的历史经验,以及设置和拓展驿站网络,加强贸易交流等举措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清朝开拓西部时无限制地把森林、牧地、湖泊开垦成农田,无补偿地开发导致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环境变得日益严酷,使人们难以栖息和生存。当今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已达愈演愈烈之势,而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即已通过清朝开发西部的教训发出警示,应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又如20世纪80年代先生就提出应建立“避暑山庄学”,对清代皇家园林的布局和风格进行整体研究。1988年,先生撰成《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文,较早从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角度探讨清代皇家园林的价值,《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亦列有《北京城市建设》专章,细致梳理京城“三山五园”兴建的历史脉络。经过三十多年的彷徨以后,北京市政府最近几年才开始意识到,应该从古都整体保护的角度对皇家园林进行修复和整治,并逐渐开始付诸行动,这也算是对先生当年的建议做出的一个迟到却积极的回应。

再次,先生具有多元兼容的前沿意识。

先生晚年仍不懈地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力求把清朝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应该算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探索。20世纪90年代中期,先生与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共同筹建了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发起召开“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在丛书的《导论》卷中,先生提出应“力求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要更深刻地理解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历史,应该跳出时空的限制,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范围中,以克服时段和地区的狭隘性”,并提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的主张。先生的这一洞见其实在西方学者中亦有讨论。例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在题为《安全、领土与人口》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就提出:西方国家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司法国家,它脱胎于封建型领土政体,对应的是法(习惯法或成文法)社会,涉及一整套义务和诉讼的相互作用;其次是行政国家,产生于十五十六世纪国家边界(不再是封建)的领土性中,对应的是管制社会和规训;最后是治理国家,它不再以其地域和领土来界定,而是以其人口的多寡及其容量和密度来界定,其实也包括领土(人口和分布在领土上)。治理国家实质上作用于人口,治理国家参照和利用经济知识这一工具,它所对应的是由安全配置加以控制的社会(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第92—93页)。

我们发现,在18世纪的清朝,也出现过类似福柯所说的向“治理国家”转型的迹象。18世纪以前,清朝统治者尚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开疆拓土和建立清朝正统性这些方面,频繁的军事征伐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乾隆朝则基本稳定了疆域,向基层渗透的行政化步伐逐渐加快,这一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到3亿,迫使清廷不得不围绕人口激增的现状调整统治策略,改变行政运作的结构。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这本专著中对这一转型有所涉猎和描述,验证了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判断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呼应了西方学界认为18世纪出现了国家治理重大转型的经典论断。

先生一方面强调清朝在世界历史中所应具有的位置,同时也敏锐地指出,不能把清朝的历史简单地与世界史发展的普适性等同起来,应该洞察其独特性的一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给博士生朱雍的著作《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一书作序时,曾提出以下看法:“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似乎不仅仅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将会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两列火车在两条轨道上行驶,各自奔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两条轨道将在何时何处会合交接。”这个看法与当时官方主流的见解并不同调。先生既注意到了清朝在世界史发展格局中的位置,也提醒史界注意清朝本身历史具有其强烈的独特性,必须兼顾两者。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qikandaodu/2021/0302/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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