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古今的治史风范贺戴逸先生九十寿辰(2)

简括言之，先生之治学风格颇符“实事求是”之人大校训，亦多贯穿古人“经世致用”之遗风，作为弟子，我在此不揣简陋，拟对先生之学问精义试加蠡测，以求教于方家。

先生治学首先具有贯通古今的现代视野。

中国近代史学自任公先生开始即模仿西方的章节体例书写中国历史，“通史”写作遂蔚成风气，任公自己虽未完成贯通古今的完整中国通史写作，却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通论性名著立为轨范，后来亦有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国史大纲》等著作跟进效法。但近人写作“通史”多厚古薄今，往往古史篇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只是在最后章节偶涉近代话题，专以近代历史为写作对象者只有少数几部著作而已，如蒋廷黻那本篇幅短小的《中国近代史》以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解放区亦有范文澜先生之《中国近代史》简本，叙述都相对简略。戴先生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重视古代史，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几乎不被承认为一门学问。因此，如何在高等院校中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一门学科加以规划建设，的确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从1955年到1956年，先生开始连续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研究班上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前后有七八十人参与上课，可以说开启了在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缺乏一种总体的贯穿线索，不像古代史那样积淀深厚，大师云集，已经基本形成了前后贯通的若干问题意识和学术流派，学者讲课治学常常可以直接依靠清末民初形成的解释传统，继续深入思考就可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了区别于中国古代史的解释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理论意识，以作为整体论述的基本依据。有鉴于此，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划分近代历史各个时期的观点，引起史界的巨大反响。先生与范文澜、金冲及、李新、荣孟源等史学家一起纷纷发表文章，参与了这场长达三年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和特点做出了较为完整的思索和论辩，最终确立了在唯物史观规范下建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现在看来，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线索的革命史叙述难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其结论未必尽如人意，但这次论辩却为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树立起了自身的问题意识和诠释风格。

为了早日寻绎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整体逻辑，先生亲力亲为，于1958年撰写完成《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此著洋洋四十多万言，详细叙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和历史。先生后来又撰写了第二、三两卷，一直写到戊戌变法运动。第一卷对太平天国运动着墨甚多，叙述得也最为详尽。先生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这次农民战争，弄清它的发生、发展、困难、矛盾，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最后的失败。在写作这部书稿时，如何以贯通的眼光审视中国近代发展历程的意念一直萦绕在先生心间。先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太平天国与中国的共产革命做对比研究，以探究其起因与过程的异同。先生自述说，他在写作过程中时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场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相似，但其内容、特征、外貌、结局又如此之迥异”，于是深深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多样性、具体性。前后相续的历史不会重复，也不可比附。但太平天国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距不过几十年，留下了许多非常相似的经验教训。故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治学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的，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先生直称性格中有点“嗜古癖”，大约是在常熟少时读史养成的习惯，愿意研究离现实较远的历史，却又坦言研究历史往往出于工作需要。革命队伍中教什么课，研究什么专业，不由自己选择，而是由组织上分配确定的，只不过分配工作和个人兴趣大致符合。

先生晚年以近八十岁高龄，凭着老骥伏枥的决绝精神毅然受命组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承担编纂国家新修大型清史的任务，即表现出先生那一辈史学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主持新修《清史》时，如何在继承传统二十四史优秀书写体例的同时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创新，乃是先生殚精竭虑的关键问题。在征求各方意见之后，先生决定增设《通纪》部分，作为全书的统领总纲。在宣示《通纪》撰写要旨时，先生把三百年清朝历史用兴、盛、衰、亡四个字予以概括。先生明确表示，《通纪》的设计参考了梁启超、章太炎曾经采取过的章节体例，《通纪》之设充分体现了先生注重诠释历史大势的治学风格，他反复申述用“贯通”的眼光观察清朝历史的重要性。他说，撰写大型清史应该把清代三百年的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力求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发展与鼎盛时期，直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是《通纪》的主要职能之所在。先生“贯通”清史的构想还表现在力求从清朝自身的演变脉络里寻究其规律性，尽量避免站在晚清以来的近代立场强行替古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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