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刑法中的天理观(4)

一 天理释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理是自然运行的神圣法则。如《庄子·天运》称：“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南朝梁江淹《知己赋》云：“谈天理之开基，辩人道之始终。”在这里，天理被认为是宇宙万物的运行之道。中国人从自然界中领会到四时循环往复、万物相生相克的奥妙，并将其运用到法律当中，以期效法自然、臻于至善。如《唐律疏议》开篇便论述道：“《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爱，盖圣王不或已而用之。”[3]1寥寥数语，即道出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刑法与自然法则的关联。中国人信奉的天人感应哲学，要求人们遵循天道，制定“祥刑”“善法”。在这种意义上，天理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存在于实在法之前的自然法，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皆应遵守。由此，也可知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中，天理何以位列国法与人情之前。

司法是天理所系。“讼狱乃居官之首务，培阴鸷、灭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4]——这种朴素的正义观是清代民众的一般观念。在司法过程中对天理的追求，“意味着法官要始终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5]“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昭”、“天理难容”、“伤天害理”、“无法无天”等市井俗语，映射出天理观念在清代刑法文化塑造过程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所谓“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作为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背后的“定理”的天理，其意指与作用机制也因此成为一个“值得着重论述的问题”[6]。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7]。宋之后，天理被经学家发挥为理学，更加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天理真正渗入刑法的骨骼当中，亦由此始。朱熹尝言，“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 “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朱子语类·卷六》)。此即为宋儒所谓之天理。可见，天理是天地间事物的法则和规律，并且体现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总和。实际上，对儒家伦理的重视和维护，一直以来便是中华法系的最大特点之一。例如，自《晋律》以来，历代刑法普遍将“五服”制度纳入其中，以服制远近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和衡量罪行恶劣程度的标准：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又如，秦律即有不孝、不敬等罪名设置，此后“汉制九章，虽并湮灭，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3]6；《北齐律》开创了“重罪十条”的历史，自此之后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类违反忠、孝、义等纲常准则的行为便一直被历代列为重大罪行，即使恰逢为了彰显统治者仁德而施行的大赦也不能免去其罪责，足见儒家社会中法律与伦理之间所谓“礼之所取，刑之所取”的相互包容、难分彼此的关系。宋之后的历代刑法对于儒家纲常愈发重视，也正是源于中华文明的这一传统。作为封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法律代表的清代刑法，同样无法背离对这一法律伦理化趋势的继承。

二 刑法与儒家伦理

虽然内涵丰富，但是清代刑法观念中的天理，更多侧重于儒家伦理这一意义。一方面，成文法的发达和判例的丰富，使得官员无须亦难以在断案中援用类似公平、正义一类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自然法意义上的天理包含了制约君权、要求统治者施行德政的内涵，而儒家伦理意义上的天理则更为注重维护君主、官员、家长的权威。相比之下，自然后者更受统治阶层的欢迎。可见，理学的观念影响到了刑法，表现为刑法对宗法等级和儒家礼教的维护，这在清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宗法制起源于西周时期，它以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为纽带，确立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族中各成员的身份和地位，理顺了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并且按照尊卑、亲疏、远近的程度不同，区别亲属的等级，形成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五种丧服，因此这种划分方法即被称为“五服”。中国古代各朝法律都认可家族内部基于性别、辈分、亲疏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不同身份，以此构成帝国法律与儒家学说相结合的关键联结点[8]。宗法和五服的制度自西周延续至清代，并且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古老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当中，宗法与封建制度相结合，使得皇帝能够实行家天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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