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回回侍卫家族考略 ——以仪真杨家、河间(7)

[54]清史列传，卷24[Z].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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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28[Z].419.

[61]清史稿，卷310[Z]..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5643号.

[62]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3册)[Z].2494.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5643号.

[63]宫中档及军机处档[Z].文献编号：006717.

[64]宫中档及军机处档[Z].文献编号：.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辑)[Z].32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11[Z].381.

[65]清朝文献通考，卷60[Z].5414.

引言侍卫制是清代一项重要制度，其研究却相当不足。关于满洲侍卫家族之研究，①学界此前有所关注，相较而言，针对其他族群（如汉人、回回、蒙古等）侍卫的研究却相当匮乏，至于诞生大量侍卫之回回世家的研究几乎为空白。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学界对清代侍卫制的理解存在重大误区，或因侍卫制首崇满洲。②故此，即便是专研清史之主流学者，仍坚持认为汉人与汉军不可能担任侍卫。如欧立德（Mark ）在其专著《满洲之道》中有前后矛盾之处，有时认为侍卫（Imperial bodyguard）只由上三旗人员构成 （Upper Three Banners—Bordered Yellow,Plain Yellow，Plain White—only）；③有时则称侍卫只出自满洲，但主要来自上三旗；④有时又认为侍卫头目只从上三旗满蒙子弟中遴选，⑤问题是，上述三种说法皆非事实。此外，白雅诗（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在其博士论文中亦特别强调清代侍卫只由满人组成，“唯有满人可以担任”，［1］护卫则“唯有满人或蒙古人可以担任”。［2］赖惠敏亦认为侍卫只由满洲、 蒙古担任，“汉军当侍卫者机会等于零”，［3］换言之，汉人、回回等族群更不可能担任侍卫。本文旨在纠正上述误区，明确指出回回等其他族群亦可出任侍卫，更遑论清代曾涌现出一批回回世家，有大量家族子嗣任职侍卫。满洲家族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几大满洲高门几乎已被中外学界瓜分殆尽，并依照族谱等内容作精细之个案研究。而较之满洲高门，回回侍卫家族更有研究之必要。一言以蔽之，但凡清代最鼎盛之家族，其必然是满洲高门，这些鼎食之家又必然有大量子嗣担任侍卫，藉此占据仕途的金字塔顶端，拥有巨大政治力量，这是共识，回回等其他族群恐怕无此机缘，故其崛起更值得探讨。有清一代，通过武举考试成为武进士，继而被选为“汉侍卫”，是回回子弟成为侍卫的主要方式，清代甚至因此诞生数个回回“汉侍卫”家族，如河间哈家、宁夏马家等，皆是本文考察对象。这其中，哈国兴曾任乾清门侍卫（行走），杨凯更成为清代唯一可查的回回御前侍卫，可谓空前绝后。在清代体制之下，汉人、回回等族群封侯进爵、子弟成为侍卫尤难，更具有典型性。本文旨在考察上述回回侍卫家族，揭示军功对回回功勋子弟成为侍卫之重要性，藉以指出制度史研究之复杂性。一、杨凯为御前侍卫考辨回回武进士杨凯于康熙年间曾任御前侍卫（满文为“gocika hiya”），此事极值得关注。盖因内廷侍卫系统是清代侍卫制之核心，⑥由“御前大臣”、“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共同组成，三者俱无定员。［4］“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统称内廷侍卫，在侍卫诸类别中待遇最高。乾清门侍卫乃皇帝特简，无定员，均擢自例由上三旗选出之侍卫，表现突出者还可升为“常日侍直”之御前侍卫。［5］《清朝文献通考》载“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皆于三旗侍卫内简用”,故此，回回人杨凯担任御前侍卫乃空前殊荣。在庆祝玄烨六十寿辰的《万寿圣典初集》中，杨凯有八首《万寿诗》，官职署为“侍卫”，故此，杨凯当是侍卫无疑。［6］汪中《提督杨凯传》载杨凯“圣祖时以武进士为乾清门侍卫”，后升为御前侍卫，［7］马明达先生认为杨凯是以武进士选为乾清门侍卫，⑦这与杨凯自述相异。在雍正十年的折件中杨氏自称“由康熙己丑科武进士出身，选为御前侍卫”，［8］而非乾清门侍卫。不管如何，康熙四十八年中武进士，却于同年任御前侍卫，实乃超乎寻常。乾清门侍卫满文为“kiyan cing men i hiya”,《提督杨凯传》 不算官修史料，属私人修纂。而关于侍卫之等级，私人修纂往往将侍卫等级弄错，故《提督杨凯传》所谓其是“乾清门侍卫”未必可信。至于杨凯自称 “由康熙己丑科武进士出身，选为御前侍卫”，［9］恐不能作为其真是“御前侍卫”的实据，因“御前侍卫”有两种语境，此或是广义的“御前侍卫”,而非“内廷侍卫之等级最高者”。如乾隆四年己未科武殿试金榜探花罗英笏自称“赐进士探花及第，御前侍卫，原任浙江海舟山总兵，获理提督军务，年姻家眷，弟罗英笏权题”，［10］此称呼相当正式，一般而言，罗英笏不可能将自己的侍卫等级弄错。另，参与康熙四十二年武举殿试的考官黄如瑾在其《黄劬云年谱》中记载：“九月十一日奉命分校武闱，钦赐表里各一端。廿五日撤棘，余得士二十五人。冠本房者会元曹维城也，廷试仍居第一，与二甲孙四知、李庸、袁国琮、李灿、马觌伯、时为焕、吴方熹、王万化、葛寅、李斯援、宫梦熊等十二人俱钦点御前侍卫。”［11］可见，不论是在考官抑或考生看来，汉侍卫亦可视为“御前侍卫”。换言之，将“汉侍卫”称为“御前侍卫”虽不合规制，但似乎也为官方默许，“御前侍卫”或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之“御前侍卫”包含汉侍卫，狭义则仅指内廷侍卫之等级最高者。事实上，不仅是汉人有这种误会，满人亦如此，如《鄂文端公年谱》载：“乾隆四年己未，公年六十岁，鄂弼入学，鄂弼乃容安第三胞弟也，入顺天府学。□月，钦点鄂弼侍卫。弼于□年□月皇上亲简大臣中可备侍内庭者……遂授御前侍卫。”［12］然而，考察可知，鄂弼在乾隆五年只是三等侍卫，⑧结合其在乾隆二十七年也仅是乾清门行走来看，［13］此三等侍卫并非“御前三等侍卫”，故此，鄂弼所授“御前侍卫”乃是广义，而非狭义。事实上，关于广义与狭义之别，在“内大臣”这一职官的演变上似亦有痕迹。关于“内大臣”与“领侍卫内大臣”，康熙版 《御制清文鉴》并无单独的“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条目， 仅有“dorgi amban”， 满 文 释 义 为 ： “hiya be kadalara dorgi amban，dorgi ambasa be，gemu dorgi amban dorgi amban i jergi de yaburengge be，sula amban sembi”，［14］汉译为“领侍卫内大臣、内诸大臣，俱称内大臣。又，论内大臣之品，曰散秩大臣”。此释义令人费解。乾隆版《御制增订清文鉴》则有独立的“领侍卫内大臣”条目，至于“内大臣”条之释义，则是把康熙版“论内大臣之品”等句删除。［15］故此，或许在康熙年间，“内大臣”称呼乃是广义，与狭义之“内大臣”有别。杨凯及其胞兄杨谦皆属“汉侍卫”出身，杨谦乃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武状元，赐头等侍卫，后升任天津镇总兵。从傅恒的奏折《奏参汉侍卫告假回籍逾限多领俸禄应与失查各员交部察议并酌议支俸规条》可知，汉侍卫这一职位设立于康熙年间，［16］所谓“康熙二十九年，以武进士之娴骑射者拔置侍卫，附于三旗”，［17］一体直宿扈从，但从现有材料加以推断，此时似未有“汉侍卫”这一正式称呼，至少该称呼极少出现于官修史料。事实上，汉侍卫的出现时间应当更早，比如顺治年间就已有从武进士中遴选侍卫之例，康熙二十九年仅是将之制度化而已，“汉侍卫”的具体设置年代据官方政书所载当在康熙三十七年，总额无定员，并有其后成为定制之一、二、三等及蓝翎侍卫之分，于武进士内简用。［18］而挑补汉侍卫的具体规定则直到雍正元年方才正式出台，然而，康熙朝晚期或已有雏形，如五十二年武状元李如栢便被授予头等侍卫，［19］榜眼丁士杰授二等侍卫。［20］且武状元选为一等侍卫的，称“汉一等侍卫”，榜眼、探花则称“汉二等侍卫”，依此类推。［21］行文至此需提及一点，“汉侍卫”只代表出身，不代表族属，“不论其籍贯满汉，凡武甲出身者，概曰汉侍卫”。［22］盖因考武举的绝大部分是汉人，清廷将武举出身的侍卫称“汉侍卫”或肇因于此，这亦佐证清代侍卫命名规则之随意性。如因在御前当差故称“御前侍卫”,在乾清门值宿则称“乾清门侍卫”，在大清门当差则称“大门侍卫”、宗室出身者则称“宗室侍卫”,专职奏报蒙古事务者则称“奏蒙古事侍卫”（满文为“joocin hiya”）、此外尚有诸多名目，如上驷院侍卫（又据“adun i hiya”音译为“阿敦侍卫”）、黏竿处侍卫、上驷院司鞍侍卫、司辔侍卫、养鹰狗处侍卫、谙达侍卫、硬弓侍卫、尚茶侍卫、尚膳侍卫、鹰鹞房侍卫、鹘房侍卫、搜检侍卫、厩长侍卫、司鞌长侍卫、蒙古医师长侍卫、粘杆蓝翎侍卫等。亦有仅是美号，无关职务的墨尔根虾（mergen hiya）、达尔汉辖、巴图鲁侍卫，等等。更何况，有清一代旗民有别，而考武举的亦不乏旗人，且不乏位列三甲而擢为汉侍卫者。如乾隆元年武状元为汉军镶黄旗人马负书，授一等侍卫；乾隆丙戌武榜眼为汉军镶白旗人黄宗杰，授二等侍卫；雍正二年，汉军镶白旗人苗国琮高中武状元后被授予头等侍卫；⑨嘉庆二十五年武状元昌伊苏为满洲正黄人，授头等侍卫；而该年的武探花则是满洲镶蓝旗人富成，授二等侍卫；嘉庆丙辰武探花高适为汉军镶红人，授二等侍卫，等等。［23］而查得杨凯并非康熙己丑科武进士前三甲，⑩该科状元田畯也未选为御前侍卫，故杨凯是否真能超擢御前侍卫确实存疑。然而考虑到选拔武进士为汉侍卫之制直到雍正四年才最终定型，因此，康熙年间汉侍卫的选拔比较随意，杨凯超擢御前侍卫并非不可能。问题是，杨氏何以能有此恩荣？《清稗类钞》载：“康熙朝，仪征武进士杨凯受知圣祖，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等同校书史。后提督两湖，颇著勋绩。 ”［24］《眉庐丛话》亦载：“其武人能校书者，唯康熙朝武进士杨凯，仪征人，以文学受特达之知，召入南书房，同蒋文恪、何屺瞻诸名辈校雠书史，时论荣之。”?以此观之，或因杨凯文武双全，故受康熙器重。二、宁夏马家、河间哈家、成都冶家宁夏马家乃回回武将世家，家族奠基者马世龙是明末名将，武举出身，早年为宣府（今河北宣化）游击，天启二年任永平（今河北卢龙）副总兵，历官都督佥事、三屯营总兵官。孙承宗出镇辽东时，马世龙随行，担任山海（今河北山海关）总兵，位高权重，统领关内外军马。马世龙之子马献图、负图、呈图皆习武。马世龙曾孙马会伯、见伯、觌伯、显伯、际伯皆任高阶武将，且会伯、觌伯一辈正值清代初设“汉侍卫”之时，马家躬逢盛世，更兼家族习武传统，自此成为显赫之侍卫家族。马会伯是康熙三十九年武状元，授头等侍卫。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显赫一时。值得一提的是，马会伯是清代文武互仕的典型，康熙四十五年由头等侍卫外放为直隶昌平营参将，之后因军功逐级递升，雍正三年擢贵州提督，四年又转任文职四川巡抚，五年迁湖北巡抚，雍正七年擢兵部尚书。［25］值得留意的是，雍正七年清廷命马会伯往肃州督西路军需，并权肃州总兵如故。世宗亲谕曰：“此任朕屡经斟酌，用满员，恐与岳锺琪掣肘；用文吏，则能谙军机实心任事者甚少。委讬於汝，慎毋负任用！”由此可知雍正帝对其颇为倚重。胞弟马觌伯，字广闻，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后授巡捕南营参将。六十一年，官至大同总兵,［26］雍正元年入觐，赐孔雀翎。 率师驻山丹卫，清廷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这虽可归因于贵族体制下家族血缘直接影响仕途顺遂，但亦可见清廷对马氏昆仲之信任与褒奖。马见伯是康熙三十年武进士，此后一直受清廷重用，历官至山西太原镇总兵，陕西固原提督。曾从征噶尔丹于洪敦罗阿济尔罕。康熙五十六年被赐御书、内府书籍与人参等物。［27］康熙五十九年，参赞平逆将军延信军务，出征讨平西藏叛乱。卒于打箭炉，一生可谓戎马倥偬，为清廷的边疆稳定贡献一生。值得一提的是，马见伯颇有战略眼光，曾力主清廷研制新型火炮以充实武备,［28］可惜被圣祖驳回，此后清廷对火炮一直较为忽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马际伯乃会伯从兄，字逸闻，也一直担任高级武将。际伯初入伍从军，历官千总，四川建昌总兵，康熙五十年升任四川提督。康熙中，先后从征三藩之乱，两讨噶尔丹，屡有功，康熙五十一年病逝，谥“襄毅”。［29］际伯之子马纪勋也担任侍卫，［30］期满外放，并由此开始其仕途生涯,康熙五十九年任游击，［31］雍正四年(1726年)任四川川北镇总兵官，七年曾任广东潮州镇总兵。其兄马纪师（马际伯次子）亦曾任武将，雍正二年担任甘标中营参将，［32］后升任凉州总兵。雍正年间曾选派领兵驻藏大员，因“马池协副将惠延祖、永昌协副将马纪师，俱各熟悉边情，才识练达”，故需从二人中简派一员，世宗朱批：“马纪师好。惠延祖人草率冒戆，此等处使不得”。［33］可见，马氏家族武将辈出，清廷亦有耳闻，并甚为倚赖。此外，马良柱是回族另一位清代勇将，因军功升为侍卫，进而开启武将生涯。目前虽无证据表明其与前文所述马世龙家族有血缘关系，但亦赘录于此。马良柱乃甘肃张掖人，康熙年间从军征吐鲁番；“雍正初，将军阿尔邦檄赴插汉麦里干讨贼：皆有功。复从安西镇总兵孙继宗攻罗卜藏丹津，降台吉三十三。战于哈马儿打布罕噶斯，擒其渠，授蓝翎侍卫，赐白金百，迁三等侍卫”。［34］乾隆十二年(1747 年)以金川之役有功，官至松潘镇总兵。后告老寄籍四川华阳，卒年八十一。马良柱是极罕见的不经由武举考试，单纯依靠军功成为侍卫的异族（即非旗人）子弟，相同经历者据笔者所涉只有汉人刘世明：“以行伍隶赤城。圣祖出口，见其材勇，擢侍卫。上即位，破格任用”。［35］河间哈氏家族是另一赫赫有名的清代回回武举世家，其先人或出自瓦剌，明天顺元年(1457年),哈刺卜丁和弟弟哈刺卜达由瓦刺到中原定居融入回族,哈氏家族自此始成宗族。［36］该家族尚武之风极盛，武将迄明代始便层出不穷，至乾隆朝，武将辈出，为清廷输送了大批高阶武将，高宗曾称赞其家族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37］哈攀龙，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其字、号不详，乃乾隆二年武状元，授头等侍卫，［38］乾隆九年外放为兴化城守副将，［39］未几迁总兵，镇河南南阳，后因母丧归籍守制。乾隆十一年任福建海坛镇总兵，［40］后迁漳州镇总兵。［41］乾隆十三年,帝东巡，途经河间，命署松潘镇总兵。哈攀龙作战异常勇猛，从傅恒出征大金川时，土司莎罗奔战法凶悍，清军屡遭挫败。在进攻色尔力石城时，重庆镇总兵任举阵亡，哈攀龙身先士卒，冲入敌垒，斩杀敌军数十人，将任举尸体夺回！张广泗妒其才，居然上疏弹劾其作战不力。后张广泗因指挥无方被论罪，哈攀龙始得重用，以功命署固原提督。十六年移督湖广，上书切言整饬军备事，帝嘉勉之。乾隆二十一年擢湖广提督，次年任贵州提督。［42］哈攀龙胞弟攀凤，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二甲第二名武进士，授三等侍卫，［43］期满外放后仕途顺达，先后任游击、松潘镇总兵官、四川普安营参将、山东临清协副将、山西大同镇总兵、湖北襄阳镇总兵、嘉兴协副将（署浙江绍兴协副将、甘肃河州镇总兵、陕西兴汉镇总兵。［44］清廷还赠与哈攀龙祖辈“侍卫”衔，如《肃宁县志》载：“哈先闻以曾孙攀龙贵，赠通议大夫、一等侍卫，哈云以孙攀龙贵，封通议大夫、一等侍卫，哈世荣以子攀龙贵，封通议大夫、一等侍卫”。［45］由此可知，“侍卫”一职似可追赠，更可封赠。此外，哈攀龙《奏为长子中二甲第四名武进士谢恩折》提及:“臣长子国兴叨蒙圣恩，赐二甲第四名武进士，钦授三等侍卫……再，一甲第一名哈廷梁亦系臣之族弟。”［46］该谢恩折写于乾隆十七年,查该年壬申恩科武进士名录可知，哈攀龙族弟哈廷梁确为该年武状元，?授一等侍卫，并逐渐成长为一名高阶武将。有学者及部分哈氏后人认为哈攀凤与哈廷梁乃同一人，［47］笔者不敢苟同，因哈攀凤乃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二甲第二名武进士,哈廷梁则是乾隆十七年武状元，虽中式时间仅相隔一年，然二人之殿试名次与姓名正史皆言之凿凿，不可能是同一人。哈攀龙同时代者尚有哈国龙，献县人，据《乾隆四年武举小金榜》可知，其乃该年已未科武进士榜眼，授二等侍卫，［48］目前无法断定哈国龙与哈攀龙之亲缘关系，然而从哈氏族人多分布在河间、献县及肃宁一带，故笔者赞同白寿彝先生将哈国龙、哈攀龙皆归为河间哈氏。［49］哈攀龙之子哈国兴于乾隆十七年中武进士后旋选为三等侍卫，三十三年擢为乾清门行走，［50］乾隆帝曾对其评价曰：“国兴虽绿营汉员，熟军事。又尝为乾清门侍卫，与满洲大臣无异。”［51］换言之，一旦成为内廷侍卫，汉员也就与满洲大臣无异，有了称奴才的资格。非满蒙子弟荣升内廷侍卫乃超越规制的殊荣，因此当身为江南提督总兵官的陈大用获知被擢为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时，极尽感激。［52］值得留意的是，从乾隆《肃宁县志》所附乾隆二年颁赐的诰命来看，哈攀龙乃乾清门一等侍卫。［53］从规制来看，该年哈氏刚由武状元擢为汉一等侍卫，断不可能是乾清门一等侍卫，这不符合规制。考虑到只有《肃宁县志》有此记载，更兼方志对于侍卫制的记载有大量讹误，由此加以判断，乾隆二年颁赐的诰命或乃伪作。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之后，哈国兴因对缅作战不利，招致乾隆帝不满，不再担任乾清门行走。［54］《啸亭杂录》载：“军门子国兴复以勇健著，三世拥旄，时人荣之”。［55］所谓“三世拥旄”当指哈氏祖孙三代都担任高级武将，颇受推崇。三十七年十一月，哈国兴时任西安提督，因在川省军营表现尚属奋勉出力，乾隆帝令其长子哈文虎来京引见。［56］该年十二月，哈文虎奉命来京引见后，乾隆帝即加恩授予哈文虎守备衔，并将其发往四川锻炼。高宗特别提及：“可谕哈国兴，令其益加感奋”。［57］由此可知，哈国兴军功依然不显，导致其子嗣引见后待遇难称显贵。功勋卓著如清初之靖逆侯张勇、陈大用、潘育龙、雍正朝名将冶大雄、“三朝武臣巨擘”岳钟琪等，其子嗣往往在引见后径擢为侍卫，为此后至仕途显达奠基。遗憾的是，乾隆三十八年，哈文虎便不幸战死，朝廷再恩赐其弟哈文彪为千总，［58］哈氏家族继续为清廷出生入死，守卫边疆。国兴胞弟国泰亦曾任高级武将，乾隆三十六年在云南任千总，高宗特别关照，令其到京，用为巡捕三营千总，以便就近养亲，其后升任云南临元镇总兵。［59］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高宗下旨：“哈攀龙、冶大雄、哈尚德三人年力正强，尚属骁勇，可备驱策。特发往金川军营，令及时自效”。［60］故此，恩荫资格仍需出生入死，搏命为国效力方可获得。哈尚德乃哈元生三子，初从元生至云南，入伍，授千总，后官至古州镇总兵、军前副将。哈元生乃清代回回名将，其子亦多行伍出身，且官职显赫，如次子哈峻德曾任永顺总兵，四子哈广德曾任江南卫千总。此外，而雍正朝回回名将冶大雄成为侍卫的方式较为特殊，并非通过武举。雍正三年，因作战英勇，军功卓著，冶大雄被川陕总督岳钟琪疏荐，被清廷特授蓝翎侍卫，［61］进而开启辉煌的武将生涯，从戎数十载，其最后的官衔是哈密总兵，署安西提督和陕甘总督。［62］冶大雄子继钧乾隆十六年奉命赴京当差，被授予蓝翎侍卫，［63］显然得益于其父的赫赫武功。乾隆十七年三月，冶继钧因向云南客民和回民借贷一事而被革除侍卫。［64］三、结 语有清以武功得天下，封爵尤重军功。开国之初，参汉酌金，兼采蒙、鲜制度，侍卫之职遂定。?因重武功、勋爵故，唯有浴血效力或先世疆场积劳，方有资格担任侍卫。故此，汉人、回回等异族子嗣得以跻身侍卫的三种途径都与此“武功至上”观念相关：一是通过武举，以武进士身份经清廷遴选，进入宫廷继而成为汉侍卫。经由数年训练及忠诚度考核，方可外派地方担任武将，为绿营表率，替清廷维护统治効力。这批汉侍卫中，某些武举世家因武功赫赫，深得清廷信任，形成若干个侍卫家族，如本文所论河间哈家、仪真杨家、宁夏马家等。二是以恩荫途径成为侍卫，本文所论冶大雄子继钧便是一例；另，马际伯子纪勋亦当是通过此种方式成为侍卫。三是以自身勇武被破格擢为侍卫，此方式相当罕见，但确实存在，本文所论冶大雄被岳钟琪疏荐，被清廷特授蓝翎侍卫便是一例。雍正《大清会典》亦指出，在前线立功人员经保举确认后即可“功加”，功加人员“其人才超群、技艺纯熟，或曾经血战带有伤痕者，为第一等，保题送部引见，以应得之缺用。其候缺之际，或令侍卫上行走，或发巡捕营当差”。［65］换言之，只要作战英勇，立有军功，则普通兵士亦有成为侍卫之可能。窃以为从回回等异族功勋子弟中挑选侍卫乃是一种策略，是清廷基于“以明朝降将灭大明江山”的成功，将这种“以汉治汉”方式加以推广，进行制度化而已。?此模式此前相当成功，然而时移世易，至同治年间，内忧外患严重，八旗军功贵族以及武举出身之侍卫，毕竟不敌所谓“数千年来前此未有之变局”。清廷不得不倚靠汉人，以往呈“点状分布”的汉侍卫群体此时由星星之火开始呈燎原之势，变为汉人势力的迅速崛起。领袖人物多出自文臣名宦的湘军、淮军等异族团练武装不再只是夺取江山的帮手，更是维持社稷的股肱。面对时局，这种“以汉治汉”模式不得不有重大改变。原先的汉臣得以“喧宾夺主”，登堂入室，这体现在清廷大员中，侍卫出身的比例明显减少，满人优先权逐步降低，汉人势力极速崛起。故此，“首崇满洲”的侍卫制走向衰落乃是必然。注释：①关于何谓“侍卫家族”，当前学界似无明确定义，但在现有研究中率多使用该词（如马安怡《清初的皇权与侍卫家族》等）。依笔者管见，但凡一个家族中延续数代有大量子嗣出任侍卫，便可笼统称之为“侍卫家族”，此称谓虽难称精确，但亦为学界所接受，故本文《引言》部分因研究回顾所需，亦遵从此例，间或使用该词，正文部分则避免使用。②关于“首崇满洲”的论述，刘小萌的论述较为精当。参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 17-23 页。③参 见 “Chart 2.Ranks in the Imperial Bodyguard，Vanguard，and Guard.”Mark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University Press,④Mark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原文为：“Members of the Imperial Bodyguard were drawn only from the Manchu banners，and primarily from the Upper Three Banners(there was，however，a separate Chinese bodyguard)”.⑤Mark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原文为：“However，command of the Imperial Bodyguard，which was drawn exclusively from the Manchu and Mongol divisions of the Upper Three Banners.”⑥关于 “内廷侍卫”，可参见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六十三期（2016年 7月），第126页。⑦马明达：《清初回族名将杨谦、杨凯——清代回族名将史事辑考之一》，《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4页。顺带一提，此论文标题所谓“清初回族”不甚严谨，清代并无回族，只有回回，回族乃是民国时提出的概念。⑧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号。⑨苗国琮之子苍保于乾隆二十九年恩荫为銮仪卫整仪尉，三十年为治仪正，开始起仕途生涯。苗氏父子传记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号。⑩该科前三甲分别为田畯、官禄、韩光愈。参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 239，第 384 页。?况周颐，《眉庐丛话》，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收入李孟符等编，《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1辑，卷2，第45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425，第 563页。按：原文记为“哈廷樑”,“樑”与“粱”通假。?据杉山清彦《大清帝国之形成与八旗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2月），异族子弟如何能成为清代贵族传统侍卫制度之一员是为本文所欲藉此诸案例所探讨的主题。至于何以有些人如施琅、林兴珠得以入旗，有些则否？且未入旗似亦未必在世袭爵位上较低？则仍有待探讨。?关于 “以汉治汉”，陈慈慧，《清世祖理汉政策 （1651-1661）》（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第五章第一节《以汉治汉的统治方式》（第93-104页）可供参考。参考文献：[1][2]白雅诗.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皇帝的网络与赞助[J].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14,(1):[3]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72.[4]（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册 7)，卷 543[Z].9.[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117[Z].杨家骆校.台北：鼎文书局，1981:3364.[6]万寿盛典初集，卷105[Z].文渊阁四库全书版，1-3.[7]钱仪吉.碑传集，卷 116(册 7)[Z].475.[8][9]内阁大库档[Z].登录号：009281-001.[10]祖国钧.莲湖祖氏族谱[Z]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202-203.[11]黄如瑾.黄劬云年谱，卷2[Z].清光绪木活字本:47.[12]鄂容安.鄂文端公年谱[Z].清钞本:264.[13]内阁大库档[Z].登录号：0.[14](康熙四十七年)御制清文鉴[Z].61c.[15]御制增订清文鉴,卷4，设官部二，臣宰类[Z].2b-3c.[16]奏参汉侍卫告假回籍逾限多领俸禄应与失查各员交部察议并酌议支俸规条(乾隆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A]//内阁大库档[C].登录号：0-001.[17]（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册 12)，卷 1106[Z].5.清朝通典，卷31[Z].2196.[18]清朝文献通考，卷179[Z].6393.[19]内阁大库档[Z].登录号：.[20]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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