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回回侍卫家族考略 ——以仪真杨家、河间(2)

事实上，关于广义与狭义之别，在“内大臣”这一职官的演变上似亦有痕迹。关于“内大臣”与“领侍卫内大臣”，康熙版 《御制清文鉴》并无单独的“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条目， 仅有“dorgi amban”， 满 文 释 义 为 ： “hiya be kadalara dorgi amban，dorgi ambasa be，gemu dorgi amban dorgi amban i jergi de yaburengge be，sula amban sembi”，［14］汉译为“领侍卫内大臣、内诸大臣，俱称内大臣。又，论内大臣之品，曰散秩大臣”。此释义令人费解。乾隆版《御制增订清文鉴》则有独立的“领侍卫内大臣”条目，至于“内大臣”条之释义，则是把康熙版“论内大臣之品”等句删除。［15］故此，或许在康熙年间，“内大臣”称呼乃是广义，与狭义之“内大臣”有别。

杨凯及其胞兄杨谦皆属“汉侍卫”出身，杨谦乃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武状元，赐头等侍卫，后升任天津镇总兵。从傅恒的奏折《奏参汉侍卫告假回籍逾限多领俸禄应与失查各员交部察议并酌议支俸规条》可知，汉侍卫这一职位设立于康熙年间，［16］所谓“康熙二十九年，以武进士之娴骑射者拔置侍卫，附于三旗”，［17］一体直宿扈从，但从现有材料加以推断，此时似未有“汉侍卫”这一正式称呼，至少该称呼极少出现于官修史料。

事实上，汉侍卫的出现时间应当更早，比如顺治年间就已有从武进士中遴选侍卫之例，康熙二十九年仅是将之制度化而已，“汉侍卫”的具体设置年代据官方政书所载当在康熙三十七年，总额无定员，并有其后成为定制之一、二、三等及蓝翎侍卫之分，于武进士内简用。［18］而挑补汉侍卫的具体规定则直到雍正元年方才正式出台，然而，康熙朝晚期或已有雏形，如五十二年武状元李如栢便被授予头等侍卫，［19］榜眼丁士杰授二等侍卫。［20］且武状元选为一等侍卫的，称“汉一等侍卫”，榜眼、探花则称“汉二等侍卫”，依此类推。［21］

行文至此需提及一点，“汉侍卫”只代表出身，不代表族属，“不论其籍贯满汉，凡武甲出身者，概曰汉侍卫”。［22］盖因考武举的绝大部分是汉人，清廷将武举出身的侍卫称“汉侍卫”或肇因于此，这亦佐证清代侍卫命名规则之随意性。如因在御前当差故称“御前侍卫”,在乾清门值宿则称“乾清门侍卫”，在大清门当差则称“大门侍卫”、宗室出身者则称“宗室侍卫”,专职奏报蒙古事务者则称“奏蒙古事侍卫”（满文为“joocin hiya”）、此外尚有诸多名目，如上驷院侍卫（又据“adun i hiya”音译为“阿敦侍卫”）、黏竿处侍卫、上驷院司鞍侍卫、司辔侍卫、养鹰狗处侍卫、谙达侍卫、硬弓侍卫、尚茶侍卫、尚膳侍卫、鹰鹞房侍卫、鹘房侍卫、搜检侍卫、厩长侍卫、司鞌长侍卫、蒙古医师长侍卫、粘杆蓝翎侍卫等。亦有仅是美号，无关职务的墨尔根虾（mergen hiya）、达尔汉辖、巴图鲁侍卫，等等。

更何况，有清一代旗民有别，而考武举的亦不乏旗人，且不乏位列三甲而擢为汉侍卫者。如乾隆元年武状元为汉军镶黄旗人马负书，授一等侍卫；乾隆丙戌武榜眼为汉军镶白旗人黄宗杰，授二等侍卫；雍正二年，汉军镶白旗人苗国琮高中武状元后被授予头等侍卫；⑨嘉庆二十五年武状元昌伊苏为满洲正黄人，授头等侍卫；而该年的武探花则是满洲镶蓝旗人富成，授二等侍卫；嘉庆丙辰武探花高适为汉军镶红人，授二等侍卫，等等。［23］

而查得杨凯并非康熙己丑科武进士前三甲，⑩该科状元田畯也未选为御前侍卫，故杨凯是否真能超擢御前侍卫确实存疑。然而考虑到选拔武进士为汉侍卫之制直到雍正四年才最终定型，因此，康熙年间汉侍卫的选拔比较随意，杨凯超擢御前侍卫并非不可能。

问题是，杨氏何以能有此恩荣？《清稗类钞》载：“康熙朝，仪征武进士杨凯受知圣祖，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等同校书史。后提督两湖，颇著勋绩。 ”［24］《眉庐丛话》亦载：“其武人能校书者，唯康熙朝武进士杨凯，仪征人，以文学受特达之知，召入南书房，同蒋文恪、何屺瞻诸名辈校雠书史，时论荣之。”?以此观之，或因杨凯文武双全，故受康熙器重。

二、宁夏马家、河间哈家、成都冶家

宁夏马家乃回回武将世家，家族奠基者马世龙是明末名将，武举出身，早年为宣府（今河北宣化）游击，天启二年任永平（今河北卢龙）副总兵，历官都督佥事、三屯营总兵官。孙承宗出镇辽东时，马世龙随行，担任山海（今河北山海关）总兵，位高权重，统领关内外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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