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衰世与西(7)

三、知识的学问与解释的学问

从这里看去，《衰世与西法》一书和他的作者，都非常的“中国”。从文法，到理路。中国的史学，纪传与编年体例之外，还有史论一路。强调的，都是叙事，以及在叙事过程中解释历史。这不同于西方那个“讲故事”的传统，更不同于社会科学规范化、理论化之后的史学。它着重于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中，找出历史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因、缘、际、会，起、承、转、合。《衰世与西法》以专题为形式，类于史论做法，所提出的问题，无一本于外铄理论，皆从历史本身中来。而解释，亦皆持议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

《衰世与西法》一书，并没有新生代学人眼中最大程度的“新史料”。但作者的史识与史观，见于提问，形于文字，由深读产生的力透纸背的厚度，却是那些无温度的资料万万无法企及。作者的文字与行文结构，有着很强的“辩证性”，这不是玩文字游戏，亦非上下左右、罗包万象的“全面”，而是植根于历史事实和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解释基础之上的周密。因周密，则对历史的解释更加深刻。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中说过，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出自己所需要的东①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8页。。这一评说，正契合了本书对于晚清中国“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的种种论述。再以工笔与写意比方，前者细密描摹一个静物、一处景，后者则以水墨勾写一个场面、一处境；一则形象，一则传神，这完全不同。因之，世代在变化，文风与文法是多元的，我们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欣赏趣味。历史书写也在这些差异中，收获更多的知识、审美，世事迁衍的痕迹，与古人同悲欢的温凉。每一个世代的写作者，也都会立于他的时代，怀抱某种孤怀隐衷。所有这些，汇聚的，便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长久的时段中，用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加上玄黄与苍生，对世事、人性做出深浅不一探知的努力。

文末，如果求全责备，本书的未尽之处在于，着重以政治、社会和思想解释历史，论及财政与经济，亦以观念与社会为基底，于“数目字”上的经济一层，则几乎是缺位的。作者论及办警察、开学堂，清查户口、地方自治，罗掘百姓，是清廷王气已尽、民心全失的历史处境。这是表层的，更深层处，种种新政举办，意味着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向现代国家转型。但治理需要的成本、费用，却没能跟上。帝制最后解纽，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而清廷之所以行官制改革，设农工商部、度支部，亦与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治理转型相关。历史看上去由浮表的言论搅动，但非显性的经济、制度，则从本根处牵动历史变局。

责任编辑：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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