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衰世与西(2)

《衰世与西法》似由独立成篇的论题构成，但论题与论题之间却有极绵密的论述逻辑。由受制约的自强运动，延及国家权力下移。洋务以沪局、闽局、津局单个展开，所谓“地方专办”，每个机器局都在疆吏的自主之中。自主即意味着无法协作，李鸿章、张之洞们都在力谋自强，但他们的努力是分割和破碎的，彼此之间无法协作，甚至洞若观火。“在这些各立界限的守拒、纷争和纠葛里，原本贫弱的国家财政不能不因分割而趋于破碎化。*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19、239、245、251、249、83页。晚清的财政始终与无序相伴随，并始终不能以聚拢的方式支撑一种持续发展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所以，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李益波整理：《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1页。这成为自强运动最大的内在矛盾：“下移的国家权力自主地促成了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也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发地分解了总体和全局，使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长久地成了一个没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过程。*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19、239、245、251、249、83页。自强内含民族意识与整体意识，而疆臣所得仅为事权及作为权宜的职权，是地方的、局部的；因此，权变无法得到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配合，包括财政的、经济制度的以及有关官制与职权的林林总总，30年洋务一路竭蹶，中国亦由变局一路走到了残局。

疆臣的权变由自强运动导源，与之关系更紧密的，则是那场打了14年之久的内战——太平天国之役。这也是《衰世与西法》一书着力论述的，吏治、铨法与晚清绅权嬗易，实则皆以内战为起点。捐纳起自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度支不济，道光以前并不常开，且视为“秽政”。至粤事起，开捐成为常例，则铨选日益为度支所支配。与此同时，在军功的名义下，因保举得官的人也越来越多。“国家事事从权”，“从权”就是将就，随之是种种老规矩都失掉了约束力而罩不住彼时的官场世界。捐纳、保举使得晚清吏治失范，这便是“由内战开始的过程一路留下的乱象*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19、239、245、251、249、83页。。

与之联结的，是绅权廓展。在中西交冲的剧变之日，绅权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古老传统为时势所挟，“在主动和被动的交杂之中改变了自己的古老”。内战之后数十年，先是预备立宪成为时潮，继而又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谘议局；“同时是各省绅界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一路撼动天下。”最后演为革命，帝制崩坍。从历史中推因果，正是以内战中地方官扶植绅权为起点，并在数十年绅权伸张中累积的。

二、“义理”与“事功”

从中国历史的内因推展过程与结果，是自孟森、萧一山这些清史研究的老辈便极注意的一种理路*参见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在这辈学人之后，因受到种种分析框架影响，这种非常“中国式”的历史解读渐渐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消隐了。《衰世与西法》一书，从这一理路上讲，是直接民国、延延古代中国的。他的历史书写，有着赓续于传统且疏离于时潮的独特性。而这种赓续与疏离，正是缘于作者对“中国”及士林精神的深切体认。

在早年曾国藩、李鸿章论中，作者就分析过，曾国藩以学问建立事功，理势并审，体用兼备，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却又是一个“没有义理的洋务巨擘”。两者的区别，曾公一生汇融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众多士人的服膺；李鸿章则因匮于学殖，他的洋务只能以利害动人心，显示出来的便是一种短视和短气*杨国强：《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曾国藩论(二)：从经世之学到西学东渐》，《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见《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第1—22、23—53、54—75页。。质言之，晚清中国的危局中，从洋务到戊戌到新政，“事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没有了义理的事功，“中国”不仅不将成其为中国，一个危局的解决则将导致另一簇危局的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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