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衰世与西(6)

在早年曾国藩、李鸿章论中，作者就分析过，曾国藩以学问建立事功，理势并审，体用兼备，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却又是一个“没有义理的洋务巨擘”。两者的区别，曾公一生汇融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众多士人的服膺；李鸿章则因匮于学殖，他的洋务只能以利害动人心，显示出来的便是一种短视和短气*杨国强：《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曾国藩论(二)：从经世之学到西学东渐》，《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见《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第1—22、23—53、54—75页。。质言之，晚清中国的危局中，从洋务到戊戌到新政，“事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没有了义理的事功，“中国”不仅不将成其为中国，一个危局的解决则将导致另一簇危局的创生。

这也是《衰世与西法》一书在形景不一的问题揭示中，一以贯之的思路。庚申之变逼出30年的自强运动，以及由“自强”派生出的“富强”，其要务皆是以习得彼邦之长技守护中国自身和中国之固有。然而甲午来了，清流重起并经历剧变，他们的自强要义已不在“守”，而在“变”；继而，李鸿章的“取新卫旧”变成了康有为的“除旧布新”。与之相伴的，便是“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新学中人往往因推陈出新而流于离奇古怪，他们不但不再讲求“义理”，就连“事功”也大半是没有具体性的东西。论及科举改革，废八股试策论，八股陈腐，但策论“无涉于身心”*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328、308—336页。，讲实用、利害，却不讲是非、义理，“取舍之间便简单明了而不容易掀动心底波澜”。士林便弥漫于自强、富强的一路急迫，“仅有风气”而无学理，以至于越走越远，进入持续的激进化。在“西潮与回澜”一节，讲严复、章太炎、章士钊、陈三立、王国维、杨荫杭，他们也都曾是一时的开新之人，然而新潮扑来，“新潮面前甘做旧人*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328、308—336页。。深论历史，则西潮与新法恣肆泛滥，但终究不能“罩住中国”，如严复所说“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页。。在历史与文化的更深切浸染中，他们对新学作翻耕、反思，由此，对于富强的关注更多移向了对于“治道”的关注。进而，作者说，这种由维新到守旧的转向大悖于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但就因果而论，维新、守旧都由近代化的变迁而起，并始终与近代化的变迁相依存，若由这个意义作阐说，则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近代化历史过程里的一部分。

从“自强”和“富强”，作者又一路论及民本和民生。儒学民本主义把不扰民当成通例，但救亡以国家为旨归，其守定的旨义里自始就没有留出足够的余地，以包纳与国家和民族联为一体的“黎民”。而后，便是“富强”常常因四顾困厄而急切，又常常因急切而湮没二千年儒学一脉传承的民本主义和民生主义。在以国家为本位的富强立论下，对映着“小民救死不瞻”，儒学“天矜下民”的立教一变再变，作为观念的“富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矛盾*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348、351页。。

1840至今，不过百多年，这里面所包括的社会变动，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这一切变化和时势演变的过程皆有内在的、长时段的因果。《衰世与西法》一书，论近代变迁，立足和放眼的，却是一个二千年的中国。也因此，作者在事功之外，更关注义理，在富强之外，亦用心民本。从这些原因和背景出发，找回遗落的“中国”。这是晚清民国以降，读书人始终致力之事。我们在这个脉络里，看杨国强先生的史作，衔联他身历的1980年代至今“一路独亢”的现代化，便可理解他对于义理、对于内圣的执着。可体验习近代史者，阅读胡文忠公见长江铁甲怆然呕血的悲恸*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7页。。

或有闻，国强先生的学问“旧”、“文人趣”。“旧”，若不从“陈旧”理解，则我以为，这正落实了作者讲历史的个性和气象。在对近代中国“义理”——“事功”表象的陈述中，实则是他所体念的儒学脉络里“内圣”——“外王”理路的延展与开新。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qikandaodu/2020/1116/3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