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张冠李戴再论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3)

显然，在支持宪政改革的政府官员看来，清政府颁布立宪期限一方面表达了政府宪政改革的决心，一方面亦可在立宪期限内合理安排改革步骤。可以说，政府官员奏请宣布立宪期限因袭了梁启超的主张，更是由于受到政治局势变动尤其是革命派冲击的影响。政府官员奏请宣布立宪期限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大公报》即称：“宪法早立一日则利权早一日保全，国民早一日蒙福。”[19]然而清廷并未宣布立宪期限，仅于1905年11月18日谕令政务处筹定立宪大纲[20]5434。由驻外公使、考政大臣主导的奏请颁布立宪期限，虽然最终不果，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规划了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步骤，使得颁布立宪期限成为宪政改革不可或缺的一步。

其二，设立宪政编译机构是驻外公使和考政大臣的共同主张，正是由于驻外公使与考政大臣的内外配合，最终促使清政府谕设考察政治馆。驻外公使在《立宪折》中提出“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贵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的主张[5]112。考政大臣亦奏请设立宪政编译局。早在考察团第一次出行之前，端方、戴鸿慈即筹划设立专门编译考察书籍的机构，委令南昌知府沈曾植主持其事：“拟在沪设立译局，非公莫属。”[21]同时调湖南候补道张鹤龄参与其事[22]9。可以说，此时戴、端筹设译局的主要目的是以备编译考察团考察所得书籍。吴樾炸弹案后，考政大臣承庆亲王奕劻之意[23]193，由端方主导，联合其他考政大臣，奏请政府设立宪法调查局，其目的在于“盖方议定立宪年期，不得不预为调查一切”[24]。可以说，此时戴、端建言成立宪法调查局的用意不仅仅在于编译考察所得书籍，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建立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宪政资源的总汇之区。与此同时，驻外公使在《立宪折》中亦提出“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的主张，1905年11月25日清政府颁布设立考察政治馆的上谕：“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著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治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25]191显然，考察政治馆之设即是为配合出洋考察，清政府此举引发国人更高的立宪热情，有论者即指出清政府垂意立宪政治由此“已可概见”[26]。由于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端方取消了在上海设立编译局的计划，改设编译所，仍札委沈为编译总办，“销差仍须始终其事，……编事可在南昌办”[27]314。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之际，编译所以及考察政治馆皆未成立，前者于1906年4月间戴、端考察团归国前夕开办，承担了部分编译任务，后者直到1906年9月10日考察政治馆提调宝熙、刘若曾到馆任事，标志着该馆正式开馆，舆论即称“是日为开办之期”[28]。

其三，考政大臣归国陈奏借鉴了《立宪折》的内容。《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载泽归国后所上最重要的折稿，提出立宪具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载泽此折的基调是，将推行宪政视为列国转变对华政策、进而对中国平等相待的保证。其言：“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5]174显然，这种认识未看清帝国主义本质，幻想色彩浓厚。然而，载泽寄予宪政这样的功效又有其逻辑合理性，不仅切合了国人寄予立宪政治的希望，对于统治阶级亦颇具吸引力。同时，立宪可以使“外患渐轻”并非毫无依据。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要避免受列强欺压的厄运，必须使国家由弱变强，而根本出路必然是国家制度从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实际上，陈述立宪具有“外患渐轻”的好处并非载泽首创。驻外公使在《立宪折》中亦言及，瑞典、葡萄牙等皆曾面临列强威胁，通过立宪获得与列强并立的地位。

此外，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言及立宪“不利于官”：“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5]173驻外公使在《立宪折》中亦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而不利于官之义。就君权而言：“宪法皆有君位尊严无对、君统万世不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诸条。”就民权而言：“租税得平均也，讼狱得控诉也，下情得上达也，身命财产得保护也，地方政事得参预补救也。”而对于官员而言，宪政推行之后，“听上下之监督，其贪墨疲冗、败常溺职者，上得而罢斥之，下得而攻退之”[5]111。两者对比，驻外公使阐释更为详尽，然其精髓则为载泽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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