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张冠李戴再论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2) - 清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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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张冠李戴再论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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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9月24日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行时，遭遇革命党吴樾炸弹袭击。案发后，舆论担心出洋考察中止，“改行宪政之望将尽失”，对此次炸弹案予以强烈谴责[6]。《申报》极力督促政府加快宪政改革的步伐：“今日爆裂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有大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7]总之，吴樾炸弹案后国人希冀宪政之心愈迫，“内外人士多有以速发布立宪明诏以安人心为言者”[8]。可以说，政府官员开始对宪政改革积极建言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督促清政府下定推行宪政改革的决心，实现对革命派的有效抵制，同时为考察团再次出行争取良好的社会氛围。其中，驻外公使群体走在了政府官员的前列。据《梁诚的出使美国》所录，1905年11月梁诚来往函电显示，《立宪折》由驻美公使梁诚、驻英公使汪大夑主导，并征求驻比利时公使杨兆鋆、驻法公使刘式训、驻英公使张德彝（前任驻英公使）、驻德公使荫昌、驻奥地利公使杨晟、驻意大利公使许珏的意见。除许珏外，余皆先后来电表示认同宪政[9]304。许珏则以炸弹案为借口，断言中国改行宪政将“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同时指出各国政治头绪纷繁，与其研求西方政治，“虚冀未来之利”，“不如实祛已然之弊”[10]。可以说，正是由于吴樾炸弹案的发生，推动驻外公使一改此前对于宪政保持缄默之态，转而对宪政改革积极建言，走在了政府官员的前列。这就是《立宪折》的奏请背景，弄清了这些内容，我们再对其内容做一解读。

该折首言，陈奏原因在于回应9月18日清政府谕令各驻外公使“会同博采，悉心考证，以资详密”的上谕。该折之内容正如《时报》所概括：“首述列邦立宪之成绩，中言我国立宪之不可缓，终之以先行三事。”[11]首先，该折对宪法做了定义：“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进而列举瑞典、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国皆曾面临列强威胁，而通过立宪获得与列强并立的地位[5]110。其次，该折指出中国国际形势日危，“东临强日，北界强俄，欧美诸邦，环伺逼处，岌岌然不可终日”，清政府应当尽快变法，以五年为限实行立宪[5]111。最后，该折强调宪政改革应先举行者三事：“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公布于众，使国民“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悖逆”；“布地方自治之制”，择取各国地方自治制度编订成册，颁发各省参考，“限期蒇事”；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5]112。

该折受到舆论密切关注。《时报》专门刊发评论文章，在简要回顾中国立宪思潮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对驻外公使这一举动大加赞赏，将其视为中国宪政思潮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立宪之说萌芽于戊戌，渐盛于庚子，顾其时倡之者一二中流学界中人耳，全部之多数政治家与全国之官民，初未尝公认也。日俄战后外界之刺激骤增，于是爱国之士大夫群动色，奔走相告，语曰：立宪、立宪。……比者出使各大臣又联衔入禀，请即宣布实行。……今而后立宪一事，庶几为上下公认之议案乎？凡此者，我国政界进化之现象，不可诬也。”[11]确如其论，该折不仅引发了国内外对宪政的倡议，其关于宪政的具体建言对国内官员影响亦至为深远，这正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

三、《立宪折》与国内官员宪政建言之对比

吴樾炸弹案后，身处海外的驻外公使群体走在了政府官员建言宪政改革的前列，但国内亦不乏公开建言宪政改革者，其中身历炸弹案的考政大臣成为国内官员建言宪政改革的主体。将驻外公使和以考政大臣为代表的国内官员的宪政建言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二者之间颇多相合之处，比如驻外公使和考政大臣皆奏请设立宪法编译机构及宣布立宪期限，展示出政府官员普遍意识到改行宪政的紧迫性。

其一，《立宪折》明确提出中国应以五年为立宪预备期，国内包括考政大臣在内的政府官员亦纷纷奏请宣布立宪期限，国内外呈遥相呼应之势。早在1901年，梁启超即在《立宪法议》中率先揭示宪政的意涵并提出20年宪政期成的方案，但这一度仅仅是在野宪政专家的政治理想而已。吴樾炸弹案后，考政大臣端方建言清廷应“先行颁告立宪期限以昭示中外，然后出洋考察政治一切，以慰舆情而树风声”[12]。考政大臣经过会商，拟定立宪期限以15年为宜，并首先电商各省将军、督抚，“会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实行立宪”[13]。李盛铎被选为考政大臣后，亦期以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元旦为实行立宪之期[14]。另如云南巡抚林绍年陈奏：“此时必先定政体预为宣示，使考察奉行者均有所依据，而民心之奋起，其收效必有百倍寻常者。拟恳皇太后、皇上立奋乾断，决定于某年起改行立宪之法，使天下臣民趁此数年各自考求。”[15]483农工商部侍郎唐文治亦提出宪政推行的若干办法，包括：明降谕旨改定立宪政体，以数年为施行之期；政务处参考各国编订宪法[16]231。受政府官员的影响，慈禧对宣布立宪期限一事亦“颇以为然”，然而当“询诸各军机大臣，皆噤无一语奏对”[17]。由此，慈禧谕令庆亲王奕劻“从长计议”，奕劻随即召开会议，“拟派各省举贡诸绅出洋游历，调查地方自治之法，一面俟五大臣回国再行宣布定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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