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年间的北人南任与江南征服以扬州及苏松常(4)

顺治十五年，郑成功兵犯江浙，江南海乱再起。不久，镇江陷落，无锡“邑人闻警，思鸟兽散，奸民将藉以鼓乱之”，知县黄之蔚“佩弓矢”，集吏民之“魁岸者”巡行城中，召士民以训谕，告曰:“寇来有令在，毋为讹言煽惑”，境内渐安(《无锡金匮县志》卷一八)。同一时期，在离战场更近的丹阳，知县贺应胜“严为守备，固请巡抚驻防城下，身独卧起军前，悉力筹划”，丹阳赖之以全(《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一六)。十六年(1659)，扬州知府戈时雍先是压制了城中欲降郑氏的官员，随后“出奇挫其游兵，宼引而南”，乱后戈时雍又将扬州城“告变者”名录付之一炬，保全百姓(《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一二)。可见，顺治年间，扬州到苏、松、常、镇一带，不仅有清与南明两朝的军事对抗，民间乘势作乱者亦不在少数，这都对当地百姓安危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众多急任江南的北方官员，或临阵指挥，或亲配弓矢，以文人之身，为清初江南的稳定立下彪炳之功。

另外，初至江南的清军，面对地方的激烈抵抗，其在不少地区采取的措施亦是相当激进。扬州、嘉定、江阴、昆山等地皆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尽管如此，清朝派往此地的北方汉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顺治二年，常州知府江都人宗灝“贪狠阴鸷”，时多铎攻江阴，驻兵常州府。宗灝进请多铎屠城，言曰:“常民乱萌已形，不速屠，民且立叛。”多铎信之，将行出兵时，武进县知县孙振先以死相争，“叩头出血，以一家保全城不反。灏怒挥刃胁之，左右鞭笞乱下，振先伏地无异词”，常州百姓方得免于屠城，后人立碑以念振先(《康熙常州府志》卷二一)。 十年(1653)，上海县有“海寇犯境”，后驻兵上海附近的苏州总兵王燝诬县民通贼，“为乱谋，劫仓库”，上海知县阎绍庆“抵死拒之”，保全甚众(《嘉庆松江府志》卷四三)。

(二)恢复基层行政

晚明江南地方富甲天下，清初北方残破，兵事不断，财政严重吃紧。清朝欲平江南，一则以其漕粮财税供北面之需，二则为进图全国提供保障。顺治年间江南的吏治腐败比较严重，马国柱于江南任总督时就曾多次奏报地方官员贪污等事，如无锡守备章振威“身为营弁不思束兵防汛，恪尽职守，乃躬行索扰，违禁厉民，致营兵高云龙、张德耀等劫诈横行，地方受害”。① 参见马国柱:《为营弁章振威等贪污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1752-007。又如江南常镇兵备道陈服远因贪渎而致地方“怨声载道”。② 参见马国柱:《为朝觐事(关于纠拾劣官陈服远等)》，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2139-02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清朝初入此地，漕粮财税诸要务千头万绪，亟须得人以梳理江南基层的政务与财政。

完成这些纷繁细琐的基层工作，离不开北方官员的付出。“两淮盐课当天下漕粟之直，国家仰给甚厚。”(《万历扬州府志叙》)为经理两淮盐政，清初于扬州设巡盐御史，顺治一朝该职半数由北人出任，顺治十七年(1660)，因两淮“盐引拥积”，御史李赞元奏请“见年额引，以积引附销，每引加盐百斤，以使商”(《康熙扬州府志》卷十)，并条奏盐政八款，切言两淮盐政之要[2]1022。清初，长洲县“大兵后，商旅裹足”，知县田本沛“乃给贴通贸……兼以催科廉恕，折狱敬慎，清漕弊豁”(《乾隆富平县志》卷七)。

清初地方财政的一大特点，是诸多事项收归官办以降低行政成本，增强政府控制力，例如驿传制度“由佥派到雇募，由民当到官当”[21]，漕运“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22]。顺治年间，江南地方的北方官员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昆山知县邓秉恒针对胥吏征收钱粮“欺隐百端”的情况，“分上中下三等摘比法收解”，不再假手胥吏(《嘉庆东昌府志》卷三十)。吴江知县毛漪秀在任时，“于漕米力行官收官兑法，条折银令自封投柜，按县额图额，每限完三十分之一，计荡折验征，多寡得均无可那避，一时称为催科良法”(《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顺治十七年，丹阳知县王用六“功令绅衿逋赋者，悉令奏销，用六检诸生赋不及额者，计数百金悉捐俸偿之以全完报部”，次年江南奏销案发，“丹阳独免，士民感其德”(《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四)。

值得注意的是，“推官”在顺治年间对江南的社会稳定与秩序恢复所起的作用。清初沿明制，于各府设推官，职司刑狱勘问[23]。顺治一朝，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在任推官共36人，皆为汉人，其中北方籍贯者28人，占总数的7/9。晚明以来，江南地区即多诉讼，士绅肆虐地方，清人赵翼言之曰:“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24]明清之际更是由于政权更迭，地方积案众多。刘毓桂任扬州推官时“剖决明析，平反冤狱”，“为政宽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五)。顺治八年(1651)，常州府推官刘元运代地方士绅向江宁巡抚土国宝申请“免杂汛差徭”；刘氏后任毕忠吉在常州“引经断狱，人称铁面”，并且严格监督漕粮交兑，以防运丁盘剥百姓(《康熙青州府志》卷一六)。刘源深任于镇江府时，该地海疆初靖，“诸奸贼者奸猾之徒，率污良善，株连蔓引动至数百人”，刘氏“偕诸刑官会勘之……独执笔按簿，剖决精详，一时良善，赖以全活甚众”(《咸丰大名府志》卷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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