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年间的北人南任与江南征服以扬州及苏松常(2)

北方官僚、士人的合作与加入，是清朝能稳定北方、进图全国的重要基础。北方之所以降清迅速，与彼时各方势力的政策密切相关。

(二)明清之际北方士人生存环境与政治抉择

明代后期，北方多地天灾频发，加之赋役沉重，“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不少地方复遭疫病袭击，华北几省几近崩溃[8]。崇祯十二年(1639)，“历城、齐河疫疠大作……十七年春，山东疫”(《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十)。 兖州府 “(万历)三十二年府境州县大饥，滕邹滋峄人相食……(崇祯)十三年……土寇蜂起，路断行人”(《乾隆兖州府志》卷三十)。河南“(崇祯)七年……济源大疫……十三年……开封大旱大蝗秋禾尽伤，人相食……洛阳旱蝗……父子兄弟夫妇相食，死亡载道。十四年……汝宁春大饥。夏大疫人相食。十五年九月流宼引河水灌汴城官舍民居尽没死者百万尸”(《康熙河南通志》卷四)。 山西 “(崇祯)十一年阳曲、文水大饥……是年省郡大饥……人相食。十四年二月阳曲、文水大饥”(《乾隆太原府志》卷四九)。检诸史籍，明末北方残破至极的景象几乎随处可见。

另外，清朝在入关前曾几次用兵关内。崇祯十三年(1640)清军分八路南下，多尔衮上疏:“燕京迤西千里内六府俱已蹂躏，至山西界而还。”杜度亦有疏言:“臣等从明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东济南府，蹂躏其地。”[4]39清军显然有意通过劫掠，加速晚明北方社会的崩溃。

明朝的溃败使华北一时无主，此时，大顺和南明两方并未拿出应付北方乱象的有效对策。弘光帝只向河北、山东颁发了“诏书”，“以安彝、汉臣民之心”[9]134。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弘光朝廷以王燮为山东巡抚，邱磊为山东总兵，但所任官员根本不敢赴任，南明坐失山东[9]134-140。前明知县梁以樟曾向史可法进言:“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劝其加强南明在鲁、豫地区的力量，可法“心然其策，然卒不能用”[10]。弘光皇帝面对清朝在中原地区的行动，也只是“命史可法鼓厉四镇，扼防江淮”[11]。显然，此时南明已放弃北方，退守江淮。

同年四月，大顺军下临清、济南等地。但他们在济南“拷掠宦家子俾”(《乾隆济南府志》卷四一)，在泰安“索捐助”(《乾隆泰安府志》卷一八)。大顺“追赃助饷”的政策显然难以获得地主、士人阶层的青睐。当月，以卢世氵隺、赵继鼎、谢升及其弟谢陛为首的德州士绅集团，拥戴明朝宁王后裔朱帅为济王，诛杀了鲁西北多地的大顺官员[12]。然而，意在“惟务德化，统驭万方”[2]63的清朝却一改此前的掳掠政策，迅速与地方缙绅取得合作。招抚东省的方大猷上《平定山东十三要策》，“以先师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乾隆曲阜县志》卷三一)。七月，朱帅降，并向清朝推举了谢升等大批官员。清初任顺天巡抚的宋权，亦在直隶北部纠集力量，击杀大顺官员(《商丘宋氏三世遗集?文康公遗集》下卷)。九月，清廷极为重视的“衍圣公”曲阜孔氏上《初进表文》归降，随后孔府进《为剃头事奏稿》以示对“剃发令”之遵循。

明末“四公子”之一、商丘人侯方域在鼎革之际的境况更值得玩味。方域父侯恂在崇祯朝官至户部尚书，后因党争入狱，明亡后赴南京，复因马世英等报复，侯恂逃往徽州，方域逃至杭州。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初，光域被捕。自其父入狱，侯方域一家一直处在党争漩涡中，朝不保夕。弘光政权覆灭，方域归乡，不欲仕清。顺治五年(1648)，榆园农民军起，直鲁豫一带大乱，时任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的张存仁多次寄札方域父子，甚至亲访其家，求“弭盗方略”，方域条陈《上三省督抚剿抚议》以助剿。侯方域后来又参加过顺治八年的河南乡试[13]。此外，魏一鳌与傅山，可谓清初官员与北方遗民大家的交往佳话。傅青主为鼎革间卓荦晋地之遗民学者，魏一鳌任官山西时，对傅氏不仅在生活上解囊资助，更于傅山两次身遇命案时鼎力营救。而魏一鳌正是当时北方大儒孙夏峰的学生，夏峰虽为遗民，依然对魏氏在山西的宦迹十分赞赏[14]。可见，彼时北方文人间对清朝的态度较为缓和。

无论是世居高位的曲阜孔家，还是鲁西北地方士绅，抑或乡居的文人侯方域等，于乱世中，皆望有一政权安定地方。清朝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在控制北方地区的同时，迅速与大量北地士人合作，并为后者提供了进身之道(这种道路在晚明往往为江南力量所控制)。一显著表现即为顺治三年(1646)清朝开科取士，三甲共录进士373名，几乎全部来自直、鲁、晋、豫、陕几个北部省份(364人)，即便次年以南方平定的加科中，来自北方几省的进士仍有149人，占总数298人之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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