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翻史料，探骊得珠 ——“吉林师范大学第二(4)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永丽娜《揆叙与储位之争——兼论满族异姓贵族对储位废立的影响》一文，以《实录》、上谕等为基础，参阅有关满汉文史料以及墓志、笔记等文献，着力挖掘揆叙事功及其在储位之争中的表现，梳理其与胤禩、胤禛等人关系，分析其生前死后遭际变化的原因，进而探讨满洲异姓贵族这一重大政治群体在储位废立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高斌是清代著名河臣，久任江南，与江南文人尤其是汉人有密切的交往与诗文唱和。关于高斌与江南文士的交往前人鲜有关注。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徐立艳《高斌与江南汉人交往考述》一文，以高斌《固哉草亭集》为基本史料，结合与之关系密切、交往频繁者的诗文集及相关资料，重点考察高斌与江南汉人文士的交往，以说明高斌这一具有满洲旗人身份的汉姓人在江南的文化活动及其意义和作用。

五、结语

由于无法对所有参会论文加以介绍，在这里只能忍痛割爱一部分。介绍和未介绍的论文之间，不存在良莠之分。还请各位作者多多包涵和体谅。总体来看，本次会议特点有三：第一，运用史料的多样性。会议论文涉及汉、满、蒙、藏、俄等多语种档案文献。在与会学者中，绝大多数能够兼用多语种史料。第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许多学者结合新史料的挖掘，或在传统研究领域另辟蹊径，或将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将研究推向深入。第三，在与会者中，资深学者与以博士生、博士后组成的青年学者各占一半，且后者论文多立足于多语种史料的利用，充分展示了国内学界在培养年轻梯队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绩，以及满学发展的光明前景。

[1]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2]黑龙.满蒙关系史论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3]张建.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J].河北学刊，2009（4）：108.

[4]范传南，吴丽华.乾隆年间八旗汉军出旗善后问题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7（5）：108-113.

[5]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6]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尤其是满、汉、蒙、藏等文字档案的大批整理出版，国际满学研究日益繁荣，并在视角、方法和史料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为进一步促进海内外满学研究的交流与发展，吉林师范大学满学研究院于2019年9月6—7日在长春校区举办了“吉林师范大学第二次国际满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和日、韩、英等国40余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继承2017年6月“吉林师范大学第一次国际满学学术研讨会”的传统，把重视利用多语种档案史料，积极拓展满学研究新专题作为办会宗旨。本文就参会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所反映的满学研究特点进行阐述。一、民族及民族关系研究满蒙关系一直是满族史研究和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成果非常丰富。[1]1-250[2]1-757近年来随着满、蒙文档案的影印出版，为该项研究拓展了更大的空间。韩国庆尚大学历史研究所李善爱副教授《通过书信、使臣以及印章考察清代满蒙关系的变化》一文，综合利用《满文老档》《旧满洲天聪九年档》《钦定理藩院则例》《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等多语种档案史料，在研究上另辟蹊径，通过对后金（清）与蒙古间往来书信、印章及其制度的演变，探讨了清初满蒙政治关系的变化。清朝公主下嫁蒙古贵族，是清朝“满蒙联姻”国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加强和巩固满蒙贵族政治联姻具有深远意义，也是清廷维护北部边疆长治久安的有效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公主陪嫁人里的“三藩”余部——以康熙帝四公主陪嫁人为例》一文，利用满、汉文《内务府奏销档》，重点研究雍正年间公主陪嫁人问题，具体包括陪嫁人的来源、构成，及其后裔世居蒙地对当地社会的影响。蒙古各部服属后金（清）后，实行盟旗制度，蒙古诸部游牧地逐渐趋于稳定。由于相关史料的稀缺，有关各部游牧地变迁的研究长期滞后。而一直以来被人们所习称的“内蒙古”这一地域，是何时形成又如何演变的，学界亦鲜有涉猎。吉林师范大学满学研究院吴忠良副教授《清代内蒙古东部边界的形成》一文，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和《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对清代内蒙古东部与吉林、黑龙江间边界的形成作了初步探讨。叶赫部是明末海西女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相关记载较少，长期以来研究相对薄弱。上世纪70年代，叶赫部王城址相继发现；其后40年，考古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勘探工作，成果颇丰，但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与文物考古三方面却鲜少交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彼此的学术视野。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聂卓慧《考古学视角下的明末女真叶赫部》一文，主要利用近年叶赫、辉发、建州女真等部田野考古新成果，并参辑《明代辽东档案》《万历武功录》《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李朝实录》等明清官书私志等，就叶赫部的经济生活、贸易往来、宗教信仰与丧葬习俗等若干侧面进行考察。深化了对明末女真社会的认识。同时，指出叶赫与明朝、蒙古交往尤为密切，对进一步了解三方关系也有重要价值。在清代，满语是国语，国书、外交条约和许多重要公文书都用满文书写。清入关前至清中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满文档案文献。清后期开始，满语的使用逐渐减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海量满文档案成为学界解密历史的重要依据，解读满文档案也成为满学研究者的必备手段。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从女真语到满语》一文，利用多语种史料，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明代女真语和清代满语词汇详加比勘，系统阐释从女真语到满语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蒙古剧诞生的时间较短。对此，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小军《舞台剧〈青颈鸟传〉》一文，列举了德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就有关自18 世纪末以来在蒙古地区上演过的诸如《北京喇嘛》《王爷的乐趣》等世俗唱剧，并着重探讨了自19 世纪30年代至今仍在上演的舞台剧《青颈鸟传》的相关情况，并对脚本、演员、舞台、道具和剧情表现等作了详细阐述。认为这部蒙古舞台戏剧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文化传承价值。二、边境治理研究乾隆年间，清廷平定新疆。从此，新疆取代东北成为最重要的罪犯发遣地。大批遣犯的到来，给新疆地区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经济研究所华立教授《清代新疆遣犯的“年满为民”问题》一文，利用题本、奏折等史料，讨论乌鲁木齐、伊犁两地的屯田遣犯、新疆各矿山的服役遣犯，以及遣犯“年满为民”问题，分析“年满为民”政策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清代罪犯发遣新疆始于乾隆朝，发遣人数之众、条例变化之繁亦以乾隆朝为首。旗人遣犯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关注极少。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佟文娟《乾隆朝新疆旗人遣犯的“年满安置”问题》一文，依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所载若干档案，结合相关汉文史料及官书，以乾隆朝普通旗人遣犯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年满安置”问题展开分析，重点探讨旗人发遣与定限、旗人遣犯的“年满安置”、旗民年满遣犯安置中的罪责差异等内容，进而探讨旗民身份差异以及旗人内部身份差异对“年满安置”问题的影响。指出这一措施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开发以及边舆的戍守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盛京掌关防佐领不仅负责盛京地区的宫室和陵寝的修缮与祭祀，还负责当地的皇室产业，为北京总管内务府提供大量贡品，满足清朝皇室的需要。盛京掌关防佐领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刘国超《盛京掌关防佐领初探》一文，在相关官修史书的基础上，利用《顺治年间档》《黑图档》等满文档案，对乾隆十七年（1752）以前的盛京掌关防佐领进行考证，探讨其设置的时间、原因和职能等问题。历史上，中国东部与朝鲜半岛以西海域间中朝官、私往来相当频繁，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内容涉及中朝海路朝贡、贸易及漂流民等问题。此外，发生于鸭绿江和图们江两岸的犯越案件也曾有学者关注。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聂有财《乾隆初期中朝关系探究——以朝鲜女子犯越珲春“南海”案为中心》一文，所涉区域为朝鲜半岛东北部咸镜北道至清朝吉林将军所辖珲春地方之间海域，即今日本海西南部、图们江入海口南北两侧附近海域，以往学界对清代该区域内的史事关注较少。该文爬梳了散见于乾隆朝满文档案、朝鲜外交文书集《同文汇考》及朝鲜私人文集《研经斋全集》中关于朝鲜女子犯越珲春“南海”案的审理惩处过程。认为乾隆初期，在处置涉及中朝双方案件中，虽然朝方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审判，但在宗藩体系下，终审权却牢牢掌握在清廷手中。而朝鲜内部，对珲春以东海域——女真故地“南海”清军的大规模巡查清剿活动仍然保持敏感和戒备的同时，在“小中华”心态驱使下，依然藐视后来入主中原的女真（满洲）人为“夷狄”“藩胡”或“胡人”。该文依据清代中朝史料，厘清了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同时分析了乾隆初期，在中朝宗藩关系趋于稳固的大背景下，朝鲜内部依然有人对清朝怀有戒心，对满洲人持有藐视鄙夷态度，甚至到乾隆后期（18世纪后期），这种固执的偏见仍未消弭。清朝外交关系中往来最频繁、问题最复杂的，非俄罗斯莫属。清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柳泽明教授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和《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以及俄文档案，探讨十八世纪（康熙朝末期至乾隆朝）黑龙江地区清俄贸易关系的变迁，通过对影响贸易因素的分析，揭示贸易纠纷与调解背后两国间的外交政治博弈。三、八旗制度及旗民社会研究清廷平定三藩后，创设八旗汉军火器营，成为八旗中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因有关史料畸零，以往鲜有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建助理研究员《八旗汉军火器营制度考》一文，利用满、汉文档案，探讨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设、裁撤时间，营兵数目与种类，职官制度，以及“鸟枪营”和“炮营”的由来，并指出前人研究中的讹误。汉军出旗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许多论著有所涉及，这些论著或是总体阐述汉军出旗原因、阶段和影响，或主要讨论汉军官兵的出旗内容，而未涉及直隶汉军屯户出旗内容。张建的论文《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提到直隶东安、涞水二县汉军出旗人数[3]，由于研究主题之故，未阐述汉军出旗善后土地、旧欠问题。范传南的论文《乾隆年间八旗汉军出旗善后问题探析》是宏观阐述汉军出旗善后处理措施[4]，未具体谈及直隶汉军屯户的土地和陈欠处理。相关旗地研究论著[5]1-371，亦未谈及。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守朋教授《清代直隶汉军屯户出旗善后土地债务料理》一文，利用奏折和地方志史料，探讨直隶汉军屯户出旗的土地、旧欠处理问题。直隶汉军屯户在汉军出旗政策下，权衡出旗。或多或少一定会发生摩擦或矛盾，但从长远考虑来讲是促进了民族融合。清政府酌情料理得比较成功，尤其面对出旗汉军屯户土地和陈欠这些棘手问题，都做得井井有条，有条不紊，保障了社会安定。乾隆朝时期，清廷组织京城旗人移垦于东北拉林、阿勒楚喀，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往相关研究不少，主要围绕移垦活动本身以及解决旗人生计目的展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德格吉日呼《乾隆朝京旗移垦中的遣犯问题》一文，另辟蹊径，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等满汉文档案史料，以移垦旗人中的遣犯为研究对象，重点就遣犯的迁移、遣返的特征、清政府遣犯政策等问题逐一考察，以期从旗人遣犯的角度重新审视京旗移垦的作用及影响。乾隆朝京旗移垦，原是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而制定的基本措施之一。而出于解决移垦旗人劳动力，维护京城治安等多重的考虑，清廷又开始将部分旗人罪犯发遣至拉林等地。随之，拉林、阿勒楚喀不仅为京旗移垦之地，同时成为旗人发遣目的地。因此，旗人罪犯发遣当地，是在京旗移垦大背景下进行的。旗人遣犯与移垦旗人绝大部分最终稳定在拉林、阿勒楚喀，并落地生根。在此过程中，他们彻底告别了都市生活，同时实现了与劳动生产的密切结合。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在东北边疆的蛮荒之地上，逐渐形成以“京旗”为主的新型旗人社会。关于清前期热河赋税制度虽有相关研究，但相关考证时间点多属推估，并偏重赋税制度建立过程，并未说明征税方式与税收数额变化。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许富翔副教授《“五行税”与清前期热河地方财政变迁》一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满汉文《题本》以及《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等史料为基础，以当地特殊税制——“五行税”为切入点，论述热河地方财政建立过程。他认为雍正元年（1723）于热河设厅后，在当地设立牙行，收取“五行税”。但后来因为弊端丛生，于乾隆五年（1740）废除八沟厅的五行税，仅于热河厅征收五行税。但废除五行税对热河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后乾隆皇帝将原有的五行税制度加以改良，并推行至热河境内五个厅。但清廷为了安抚蒙古札萨克的利益，将八沟、塔子沟二厅税收透过理藩院转交给札萨克，故实际进入热河兵备道库的税收相当有限。税收的有限导致官员消极治理，弊端丛生，治安不靖，这种恶性循环直至清末民初都无法解决。清代吉林地区设有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前后存在两百多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从最初仅有数百人的釆捕组织，发展成为辖有数万旗民的朝贡衙署，其人口、辖地以及辖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对于衙内下辖打牲丁的来源问题，学界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李新宇《康熙朝发遣乌拉牲丁考》一文，重点利用《康熙朝黑图档》中十余份满文档案，结合其他相关汉文史料及官书，通过对发遣乌拉当差的遣犯成分、发遣乌拉制度及发遣乌拉原因分析，指出康熙朝发遣乌拉的罪犯是打牲乌拉牲丁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文末对该项举措的影响试加以评价。以往学界观点认为，随着清宫萨满祭祀的庙堂化，萨满的职能亦随之司祝化，其人神中介的属性已经退化。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姜小莉副教授《清代宫廷萨满探赜》一文，通过勾稽满、汉文史料，对清宫萨满的由来、拣选、职能深入考释表明，清宫萨满在选择上仍然遵循传统，在性别、血缘和神性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由此可见，满族统治者对本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仍然心存敬畏，萨满教的因素是清代满族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方面。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帝逊位，使八旗组织迅速解体，旗人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八旗解体与旗人融入民人社会的过程，是满族史和近现代中国民族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6]788-86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潘洪钢研究员《辛亥革命后驻防旗人族群社会及变迁》一文，运用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辛亥革命后驻防旗人族群社会的生活及其变迁，阐明不同类型和出身的旗人群体，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进而指出旗人族群变迁对而后满族历史命运的深刻影响。四、人物研究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是清代藏族安多地区和卫拉特蒙古地区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他虽然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藏族村落，但是人生最辉煌的时段却长期生活在北疆蒙古族地区。近年来，随着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也在提升，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内玛才让《关于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生平的几个问题》一文，利用满、汉、藏文等史料，通过对棍噶扎勒参出生年代与姓名、第一次前往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时间与地点、第二次前往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时间与地点，以及藏文古籍汉译过程中存在的相关讹误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通过对多民族文献记载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论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上述相关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永丽娜《揆叙与储位之争——兼论满族异姓贵族对储位废立的影响》一文，以《实录》、上谕等为基础，参阅有关满汉文史料以及墓志、笔记等文献，着力挖掘揆叙事功及其在储位之争中的表现，梳理其与胤禩、胤禛等人关系，分析其生前死后遭际变化的原因，进而探讨满洲异姓贵族这一重大政治群体在储位废立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高斌是清代著名河臣，久任江南，与江南文人尤其是汉人有密切的交往与诗文唱和。关于高斌与江南文士的交往前人鲜有关注。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徐立艳《高斌与江南汉人交往考述》一文，以高斌《固哉草亭集》为基本史料，结合与之关系密切、交往频繁者的诗文集及相关资料，重点考察高斌与江南汉人文士的交往，以说明高斌这一具有满洲旗人身份的汉姓人在江南的文化活动及其意义和作用。五、结语由于无法对所有参会论文加以介绍，在这里只能忍痛割爱一部分。介绍和未介绍的论文之间，不存在良莠之分。还请各位作者多多包涵和体谅。总体来看，本次会议特点有三：第一，运用史料的多样性。会议论文涉及汉、满、蒙、藏、俄等多语种档案文献。在与会学者中，绝大多数能够兼用多语种史料。第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许多学者结合新史料的挖掘，或在传统研究领域另辟蹊径，或将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将研究推向深入。第三，在与会者中，资深学者与以博士生、博士后组成的青年学者各占一半，且后者论文多立足于多语种史料的利用，充分展示了国内学界在培养年轻梯队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绩，以及满学发展的光明前景。［参考文献］[1]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2]黑龙.满蒙关系史论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3]张建.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J].河北学刊，2009（4）：108.[4]范传南，吴丽华.乾隆年间八旗汉军出旗善后问题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7（5）：108-113.[5]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6]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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