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翻史料，探骊得珠 ——“吉林师范大学第二(3)

乾隆朝时期，清廷组织京城旗人移垦于东北拉林、阿勒楚喀，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往相关研究不少，主要围绕移垦活动本身以及解决旗人生计目的展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德格吉日呼《乾隆朝京旗移垦中的遣犯问题》一文，另辟蹊径，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等满汉文档案史料，以移垦旗人中的遣犯为研究对象，重点就遣犯的迁移、遣返的特征、清政府遣犯政策等问题逐一考察，以期从旗人遣犯的角度重新审视京旗移垦的作用及影响。乾隆朝京旗移垦，原是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而制定的基本措施之一。而出于解决移垦旗人劳动力，维护京城治安等多重的考虑，清廷又开始将部分旗人罪犯发遣至拉林等地。随之，拉林、阿勒楚喀不仅为京旗移垦之地，同时成为旗人发遣目的地。因此，旗人罪犯发遣当地，是在京旗移垦大背景下进行的。旗人遣犯与移垦旗人绝大部分最终稳定在拉林、阿勒楚喀，并落地生根。在此过程中，他们彻底告别了都市生活，同时实现了与劳动生产的密切结合。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在东北边疆的蛮荒之地上，逐渐形成以“京旗”为主的新型旗人社会。

关于清前期热河赋税制度虽有相关研究，但相关考证时间点多属推估，并偏重赋税制度建立过程，并未说明征税方式与税收数额变化。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许富翔副教授《“五行税”与清前期热河地方财政变迁》一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满汉文《题本》以及《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等史料为基础，以当地特殊税制——“五行税”为切入点，论述热河地方财政建立过程。他认为雍正元年（1723）于热河设厅后，在当地设立牙行，收取“五行税”。但后来因为弊端丛生，于乾隆五年（1740）废除八沟厅的五行税，仅于热河厅征收五行税。但废除五行税对热河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后乾隆皇帝将原有的五行税制度加以改良，并推行至热河境内五个厅。但清廷为了安抚蒙古札萨克的利益，将八沟、塔子沟二厅税收透过理藩院转交给札萨克，故实际进入热河兵备道库的税收相当有限。税收的有限导致官员消极治理，弊端丛生，治安不靖，这种恶性循环直至清末民初都无法解决。

清代吉林地区设有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前后存在两百多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从最初仅有数百人的釆捕组织，发展成为辖有数万旗民的朝贡衙署，其人口、辖地以及辖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对于衙内下辖打牲丁的来源问题，学界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李新宇《康熙朝发遣乌拉牲丁考》一文，重点利用《康熙朝黑图档》中十余份满文档案，结合其他相关汉文史料及官书，通过对发遣乌拉当差的遣犯成分、发遣乌拉制度及发遣乌拉原因分析，指出康熙朝发遣乌拉的罪犯是打牲乌拉牲丁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文末对该项举措的影响试加以评价。

以往学界观点认为，随着清宫萨满祭祀的庙堂化，萨满的职能亦随之司祝化，其人神中介的属性已经退化。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姜小莉副教授《清代宫廷萨满探赜》一文，通过勾稽满、汉文史料，对清宫萨满的由来、拣选、职能深入考释表明，清宫萨满在选择上仍然遵循传统，在性别、血缘和神性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由此可见，满族统治者对本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仍然心存敬畏，萨满教的因素是清代满族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帝逊位，使八旗组织迅速解体，旗人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八旗解体与旗人融入民人社会的过程，是满族史和近现代中国民族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6]788-86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潘洪钢研究员《辛亥革命后驻防旗人族群社会及变迁》一文，运用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辛亥革命后驻防旗人族群社会的生活及其变迁，阐明不同类型和出身的旗人群体，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进而指出旗人族群变迁对而后满族历史命运的深刻影响。

四、人物研究

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是清代藏族安多地区和卫拉特蒙古地区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他虽然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藏族村落，但是人生最辉煌的时段却长期生活在北疆蒙古族地区。近年来，随着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也在提升，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内玛才让《关于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生平的几个问题》一文，利用满、汉、藏文等史料，通过对棍噶扎勒参出生年代与姓名、第一次前往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时间与地点、第二次前往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时间与地点，以及藏文古籍汉译过程中存在的相关讹误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通过对多民族文献记载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论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上述相关问题。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qikandaodu/2020/1119/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