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新清史”还没完，“新明史”要来了？(2)

弘治年间，明孝宗封赐乌思藏阐化王，后者尊称明朝皇帝为中华文殊室利皇帝。即便是最后一任皇帝明思宗，也被藏传佛教称作文殊室利的化身。学者还发现，直到顺治五年，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还视大明可汗为文殊室利化身。直到顺治九年以后，清朝皇帝才取代明朝，成为文殊菩萨圣主。

在蒙古高原，成吉思汗家族成员具有崇高的血统地位。而在15世纪帖木儿汗国编纂的史书中，明太祖朱元璋居然成了蒙古人，还是侍卫军将领。到了明代中后期，这个故事在蒙古地区进一步流传，发展成为“朱元璋是元顺帝的儿子”。

此后，不少蒙古文献都记载了类似的说法，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相信。这么一来，明朝皇帝实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其统治权威自然不受质疑。在学者收集和整理的蒙古民间歌谣中，有一首年代久远的祈祷赞歌，就把大明可汗列入了自家的名单，有学者据此进一步认为，蒙藏民众把明朝皇帝视作转轮圣王，这与此后清朝皇帝享有的地位是一致的。

在更远的内陆亚洲，同样能够发现明朝皇帝的影响力。比如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国纪行》中，明朝皇帝是伊斯兰教的庇护者，他们甚至说明朝皇帝尊崇默罕穆德，并在私下里向先知参拜祈祷，俨然成了隐蔽的穆斯林。

清朝皇帝对内亚民族、宗教的热情，深受相关学者的重视。事实上，不用费太多的气力，也能找到明朝皇帝类似的表现。比如长达四十余米的《噶玛巴活佛荐福图》，配合以用汉、藏、波斯、蒙古、回鹘五种语言文字，足可谓明朝“内亚性”的实证。又比如今藏于俄罗斯的永宁寺碑，上书汉文、蒙古文、女真字，似乎也兼具了“内亚性”。

《普渡明太祖长卷》局部，图自西藏博物馆。

限于篇幅，我们难以一一尽数明朝的“内亚”特点，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可以确信的是，由内亚视角审视王朝历史，绝非元朝和清朝的专利，明帝国的内亚特性也是一个具有研究空间的学术问题。换言之，由内亚视角而生的“新”历史，套用于明朝似乎也未尝不可。

“新明史”的苗头与可能

既然“内亚”可以和明朝历史相联系，那么是否意味着发轫于美国的“新清史”可以向前衍生，创造出“新明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遍美国学界对明朝历史定位的看法。

留心于海外汉学著作的朋友，可能注意到过“中华晚期帝国”这个有些特殊的词语。这个时间名词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美国主流汉学家将明清两朝归并为一个时间空间，称作为“晚期帝国”。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以“晚期帝国”为关键词的著作。哈佛等顶尖高校还开设“中华晚期帝国”课程。

21世纪前后，随着变革论的推广，明朝也被置于“变革”的视角之下。诸如元明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一度成为研究的热门议题。国内也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但学界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共识，相关问题也较少见诸于大众视野。在美国主流明史学界，“晚期帝国”的概念仍然被普遍使用，大概正是由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也有学者质疑，是否能够将明朝称作一个独立“帝国时期”。

前些年曾有过一小阵“拉铁摩尔热”，主要是从内亚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认知做补充。在清朝、蒙元，以及北魏等少数民族王朝之后，唐、宋、明等汉人建立的王朝也成为“内亚视野”下研究的对象。

“新清史”的走红，与独特的“内亚视野”有着重要的关系。随着有关明代与“内亚”研究的增加，我们不禁产生联想——倘若如法炮制，是不是也可以由内亚出发，开辟一片“新明史”的天地？

如上文所述，明朝的“内亚”特点是全面研究明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面，受制于史料、语言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极有必要开展研究。但解读内亚特征是否意味着“内亚性”，又能否引导出“新明史”？则又是一个牵涉复杂的话题。

首先要澄清的是，内亚只是一个研究视角，从内亚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与版图幅员、疆域人口、国力强弱皆无直接的关系。如同站在邻居家里看你家，并不意味着邻居家也成了你家。但换一个视角，往往能够看到因为“只缘身在此山”而忽略的问题，这是切换研究视角的关键意义。

其次，鉴于“新清史”引起了巨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假设一番，倘若内亚视角的“新明史”能够成立，是否会成为新清史的“帮手”？笔者认为，“新明史”恐怕非但帮不了“新清史”，还会挑战“新清史”。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zonghexinwen/2021/0412/5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