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深化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2)

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制度的记录与整理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反映先秦历史的《尚书》《左传》《国语》《周礼》《逸周书》《仪礼》《礼记》《管子》等书中，就有许多关于制度的记载。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的《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等“八书”，记载了不少自先秦至汉初的制度沿革，开创了历代“正史”重视制度记录之先河。《汉书》继承这一传统，以“志”“表”的形式，系统记录了西汉一代法律、职官、行政区划、祭祀等制度。补入《后汉书》的“八志”，在制度记录的体例上更加完善统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二十四史”中确有部分史书因时代原因而无志书，但统一王朝建立后，往往都会补上这一缺憾。如《晋书》补《三国志》缺“志”之不足，从而使各时期制度状况能够延续不断记录下来。隋唐以后，更加重视制度的记录、整理、研究。唐代杜佑的《通典》、刘秩的《政典》、苏冕的《会要》，开创了典制体政书通史和断代史之先河。《通典》编纂历时30余年，以200篇的鸿篇巨制，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等九类，记录了上自轩辕唐虞三代、下迄唐天宝年间（部分延至肃、代之际）的制度演变，影响至巨。此后，南宋郑樵的《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通典》并称为“三通”。此后，历代典制体政书编纂续之不绝，至民国时完成《清续文献通考》，被合称为“十通”，与“会要”“会典”等体裁互为补充，是反映历代制度沿革的重要史料。

与丰富的制度记录并驾齐驱，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也有悠久的传统。古人虽不以“制度史”命名，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制度史研究。如《周礼》一书，虽然不能被完全视为周代制度本身，但实际上是一部以自己思想体系研究“制度史”的产物，只不过与我们今天制度史研究的表达方式与范畴有所区别而已。其实，除官府文书档案等直接材料之外，无论正史中的制度记录，还是典制体政书中的记载，都带有史家自己的剪裁选择，不能完全等同于制度本身。还需要注意的是，古今对“制度”的理解固有差异，古人确有“制度”与“人事”不分的特点，但也不可一概而论，诸如《后汉书·百官志》《汉官仪》之类，还是以狭义的制度为主的。同样，近代以来的制度史研究固然有时代赋予的色彩，也存在重制度而轻人事的现象，但并非不重视人事，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中就说：“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再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东晋门阀政治》等将制度与人事研究相结合的佳作也不少见。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因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和新史料的发现，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出现了大发展局面。一方面，以政治制度为主体的各项制度研究日益深化、细化，制度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另一方面，对制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探讨与存在问题的反思愈益引起关注。“活的制度史”、制度与“日常统治”、“制度史观”等问题的提出，对深化制度史研究均有启发意义。但正如学者所说，无论哪种思考，“都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极具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史学素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制度史研究也不例外。杜佑称《通典》编纂“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友人李翰在为《通典》所作序文中认为，《通典》能够“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就是阐明制度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与其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古代制度当然有着本质区别，但中国古代制度及其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今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也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当代价值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然涵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新方向、新命题。比如，探讨中国古代德主刑辅与今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尚贤用能与今天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协和万邦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追求天人合一与今天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坚持“要在中央”与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的关系，等等。探讨这些关系，从中国古代制度中汲取智慧，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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