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史学界的那匹领头马——记山大历史系奇才(2)

1946年5月，东北大学从四川三台县迁回辽宁沈阳，8月复课。杨向奎跟着学校回迁，“他大概就在沈阳待了一个月，东北冷得早，他在南方习惯了，他受不了东北的气候，便回到了北京”，杨向奎先生的女儿杨永贤告诉半岛记者，“那时候北京大学校长是父亲的恩师傅斯年，有意让他留在北大执教，但傅斯年希望父亲主动申请，父亲则希望得到聘请，两人就这么僵着。”杨向奎晚年助手吴锐说：“杨先生在山大十年，最初他是想留母校北大的，但北大的校长傅斯年先生虽然也教过杨先生，但始终认为杨先生属于‘顾派’（即顾颉刚），不愿主动留杨先生，杨先生自尊心也强，不愿求情，于是主动到山大，脱离学术界的派系”。

其实，杨向奎不是第一次来青岛，早在1937年，他就来过，他说：“青岛大街上行人很少，干净而又美丽。青岛给我的印象是美丽而保守的，美丽是自然的，保守是人为的，民国初年，清朝遗老聚居这里带来保守。”惬意的风光，宜人的气候，让杨向奎对青岛有了向往。

一到校，杨向奎便担任代理中文系主任，而后组建了历史系，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和他有共同经历的，还有几位教授，“山大中文系教授中有几位是从三台东北大学来的，陆侃如、冯沅君、丁山、赵纪彬都是”。以后，杨向奎和他们来往甚密，尤其是赵纪彬，杨向奎经常去他家里做客，赵纪彬的妻弟李希凡在《迟到的悼念》中，便提到过两人交往的细节，他还提到，当年的杨向奎经常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仪表堂堂。这样的形象，让杨永贤很是惊讶。

由于特殊的父女关系，杨永贤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两人频繁接触是在“文革”后，“我印象中的父亲穿着朴素，饭食简单，和他们描述的根本不一样”。或许，这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冯沅君年轻时也是风云人物，曾经衣着时髦，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便褪去光芒，打扮朴素。而杨向奎先生曾留学日本，意气风发，打扮考究也是自然。

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邹逸麟（后成为复旦大学教授）回忆说：“那个年代教授们生活上很朴素的。穿的大多是蓝布中山装、布鞋，冬天个别还穿长袍，如张先生（张维华）、童先生（童书业）。穿着最讲究的是杨先生，平时多为呢子中山装，冬天外加开丝米大衣，拿出来的手绢多为丝质的。我们学生在背后说，杨先生真有绅士派头，师母对杨先生照顾得最好”。邹教授所说的师母，是青岛解放前夕，杨向奎觅得的伴侣，青岛一位中学教师尚树芝，两人育有两子一女。

杨向奎带领历史系迅速步入正轨，名望不亚于中文系，形成了“八马同槽”的局面：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他们各有所长，分别以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学术话题为开端发皇。

杨向奎先生作为“八马”中的领头马，不但任要职，而且给学生们上课，“杨先生为我们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他的思想史课比较深，有时还联系到一些哲学和物理学问题”，邹逸麟教授撰文称，“杨先生的学问很深，他的古代礼制的专著和有关墨子自然科学的论著，我实在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去他府上拜访，我说杨先生您数学这么好，当年为什么不搞自然科学。他说年轻时对历史学有兴趣。据我知道我国老一辈史学家里如此兼通文理的很少，他真是一位奇才”。

说杨向奎为奇才，真不为过。在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六十余年里，先后致力于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地理的研究，著述宏富，发表了《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史论》《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等10余部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数百篇。更令人惊叹的是，“文革”期间，由于不能从事历史学研究，花甲之年的他竟然转而开始向物理学进军，对理论物理学进行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

“郑荃是中文系学生，地下党员，通过她和中共青岛地下市委有了联系，做了一些工作，微不足道，这些事记忆犹新”，杨向奎先生在《忆往》一文中说。

虽然他谦虚地说是微不足道，但他完成了党交给的两项重要任务：“一是不要将山大迁离青岛，二是保住青岛纱厂，我在有关通知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两项任务”。这便是在学生心目中的老学究最出人意料的一面。

而他在山大期间，除了教学以外最为突出的工作，则是“1951年，我和山大文学院同仁创办了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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