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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清史研究：历史、趋势与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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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趋势: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的清史研究

\t很多国家的清史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到二十年产生巨大转变,这些转变一直延续至今。有些变化对清史研究而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问题。例如,在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的缘故,汉学家的数量大为减少,清史研究的成果与之前相比出现下降。何时可以再次复兴俄罗斯的清史研究,恐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情况都难以乐观。二战后,由于国力的上升,美国清史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到20世纪晚期,美国已经同日本一样,成为海外清史研究的领跑者。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明显转向民国研究。尽管有“新清史”等引人注目的清史研究潮流,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重心还是无可避免地后移了。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停止,甚至还有加速的迹象。

\t当然,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海外清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日、美两国这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都对过去源自欧洲的普遍经验进行了批判。自1980年代起,日本的清史研究不再以围绕社会结构和八旗组织等几个重点问题展开,研究选题趋向分散化。与之一致的是,日本学界对用欧洲标准来评价中国历史的作法进行根本性的批判,源自欧洲经验的各种“基本规律”,也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美国。1990年代初,美国清史学界也开始受到“文化史革命”的影响。1993年,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和何伟亚(James M.Hevia)撰文不仅批评哈佛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还批评“从中国发现历史”的社会史学者,认为二者均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强加于中国历史。15此文成为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宣言书。罗威廉认为,文化史研究的视角至少受到三种思想的影响。一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想动摇了“现代主义者”建立在档案等历史学文献基础以及价值中立认识上的自信。第二种与文化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从史料中发现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表述”方式。三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认为,除了经济和军事武器外,还存在文化武器,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民族可以利用文化武器维持或复制其主导地位。文化史研究对美国清史研究最大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为女性和性别,二为民族和种族。二者均产生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成果。

\t日美两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转变均导致清史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清史研究都不再有定于一尊的范式,研究选题多样化,分析视角也出现显著变化。不过,选题多样化的背后,日美两国的研究热点却存在很多近似之处。首先,日美两国学者以清代满洲研究为起点,对清朝国家的结构和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两国学者都深入探讨了清朝核心制度——八旗制,都将清朝置于“北亚国家”(或者“内陆亚洲”)的源流中,都不再将清朝视作“最后的中国王朝”,都不再同意“满族汉化”的历史叙述,都不再简单地将蒙古等藩部视作被统治者,而是作为统治中枢的构成者。对于清朝的国家特征,日本学者超越了清朝作为“最后的中国王朝”和“满族征服王朝”这一二元论。石桥崇雄就认为清朝是一个“统一(复合)多民族国家”,统治机构包括“旗、汉、藩”三重结构。类似地,美国清史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认为,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统治者采用了多样化的方式统治不同区域(如中原地区的天子和东北地区的可汗)。

\t在全球视野下研究清史是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的共同趋势。1980年代起,日本学界开始反思甚至批判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论,从周边(尤其是西藏、蒙古等地区)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和东亚。海域史研究的兴起,虽然仍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但也将明清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下,关注白银流入等与全球史密切相关的现象。二十世纪末开始,美国清史研究的一个主导趋势是全球化。这首先表现为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复兴。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黄宗智(Philip )等人将中国同欧洲尤其是西欧进行对比时,不再片面地以欧洲为中心,追问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而是将中国和欧洲同等对待,分析二者为何在近代出现不同走向。美国清史研究全球化的另一表现是“欧亚转向”。濮德培(Peter C.Perdue)等学者认为清朝与明朝共性较少,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则存在很多类似。

\t这一时期清史研究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各国学者的联系加强和研究主题与思路的同质化。尽管欧洲经验已经遭到史学界的质疑,日美等国的研究主题出现多样化,但罗威廉在回顾美国的清史研究的结尾依然写道:“在研究者培养和研究主题方面,清史研究已极大地全球化了。”罗威廉指的是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去海外留学,研究清史;同时,清史研究选题和研究思路也全球化了。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和日本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英国、韩国等国的满族研究均受到美国“新清史”的影响。日美两国自1980年代兴起的清代法律史研究,对中国、韩国等国的法律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时至今日,日美以外的众多清代法律史研究者在史料运用、选题和研究思路上都步日美两国学者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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