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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清史研究：历史、趋势与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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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与朝鲜、日本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了解和研究清朝的急先锋和主将是传教士。毋庸置疑,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传教,但也向欧洲和美国传递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时很多传教士也是清朝(清史)研究者。巴德妮(Paola Paderni)、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re)不约而同地提到意大利(其时,意大利只是地理名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他撰写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是欧洲第一部讲述满洲征服中国的著作,被翻译成法、德、英、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是当时的畅销书。在欧洲汉学中心法国,政府还专门资助传教士前往中国。从1685年法国国王决定资助开始,到1755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为止,有114名耶稣会士得到资助来到中国。专门保存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官方或私人报告、信件、教会文档的克莱蒙学院(Collège de Clermont,即现在索邦大学旁边的路易大帝中学)成为法国研究清朝的重镇之一。1735年,耶稣会神父让-巴蒂斯特·迪阿尔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利用来自北京的文献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在欧洲引发巨大反响。步入近代,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甚至引发大量教案。他们在中国研究领域依然举足轻重。比如在英国,大部分中国学的岗位由回国后的传教士占据。流行一时的《中国总论》作者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12—1884)也是一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

\t除了传教士外,不少政府官员也对清朝研究起到重要作用。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曾作为马戛尔尼的侍从一同出访中国。他将《大清律例》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并且是英国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创始会员。清末对美国人认识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曾任海关税务司。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使用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等一手资料,至今依然被学界广泛征引。他在《中朝制度考》中如此描述清朝皇帝:清朝有“伟大的康熙”、“全能的乾隆”,嘉庆朝开始衰败,道光虽然不懈努力但回天乏力,到他在清朝任职的时候,清朝的失败已经无可挽回。这一描述在英语学术界奠定了清朝失败的叙事基调。

\t在诸多西方国家中,法国的汉学和清史研究独树一帜。早在19世纪初,清史研究就开始进入法国大学体系。1814年,复辟的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汉语、鞑靼语-满语语言文学教席,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成为首位教授。雷慕沙的继任者们也多为国际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后来,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设立“通俗汉语”教席。鸦片战争之后,法国的清史研究涉及清朝对外关系、政治、军事、法律和经济等方方面面。法国学者对清朝统治区域里人种(民族)的多样性极为关注。19世纪晚期法国在华的学术考察有很多都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巴斯蒂坦言,这种学术思路同法国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有关——中国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与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民族类型相同,了解中国这些民族的具体情况,有利于法国进行殖民统治。

\t为现实服务恐怕是晚清时期日本和西方列强(欧洲和美国)清史研究的共性。对于当时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关注和了解清朝本身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巴斯蒂和日本学者都提及晚清时期各自国家对清朝时事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清朝制度和对外关系是多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从研究方式来看,各国均重视现场考察。在清朝藩属国越南、朝鲜相继陷入欧洲或日本控制之后,清朝时期的海外清史研究专家很多就是政府官员或者传教士,他们的研究很多带有强烈的政治或者宗教动机,有些研究甚至直接为侵略中国服务。尽管如此,不应忽视他们的学术水平和贡献。

\t清朝时期的各国家和地区的清史研究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在西方民族国家尚未完全成型的时候,很多欧洲传教士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到中国。他们传递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在欧洲并无明显的国界限制。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低地国家(今比利时和荷兰)招募了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鲁日满(Fran?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传教士前往中国。美国人马士退休后在英国居住。欧洲汉学的喉舌《通报》(T’oung-pao)就由法国的高第(Henri Cordier,又译作考迪埃,1849-1925)与荷兰学者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于1890年共同创立。

\t从学术传承来看,清朝时期东(朝鲜、日本)西方(欧洲和美国)对清朝的研究了解就已经出现很大不同。日本和朝鲜因为处于汉字文化圈,中国本土的学术已经是他们学术传统根基的一部分;对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始终是异域,尽管他们都和中国有文化交往,但受到的影响无法同朝鲜和日本相比。这种不同传统下的清史研究,到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日本学者对史料的研读以及鉴别能力依然享誉国际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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