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

【摘要】近三十年的清史学界,随着一个个新鲜话题的讨论,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之不断地被引向深入。撷其要略,可析之为四:一是经济史领域经历了由\"资本主义萌芽\"到\"现代化市场经济\",再到\"过密化\"、\"江南道路\"、\"江南早期工业化\"诸研究范式的转换;二是社会史及文化史领域高举\"新史学\"的旗帜,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上,又引进了\"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等西方理论;三是\"新清史\"在族性认同理论的指导下,衍化出\"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概念和理论,引发学界对清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以及边疆民族理论的聚焦;四是政治史研究经历了由对历史规律的追寻,到对政府行为、政治过程的关注,并将一切经济行为纳入政治史的视野,成为政治史在新世纪走出低谷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清史研究; 范式转换; 新史学; 新清史; 政治史热点;

【作者单位】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项目“十八世纪的经世官僚与政府行政”(项目编号10XNL013)的中期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话题及论议亦呈不断出新的局面。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承载着由古及今的厚重历史,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多自清朝演化、延伸而来,以故,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 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研读。社会需求历来都是学术发展的源动力, 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更是将历史研究推向纵深的杠杆。近年, 各种综述性的文章及专著屡见问世,作者按照自己对研究脉络的理解进行了见仁见智的评述, 若要得其所论主旨, 以拙笔之力实难求全求当, 所以这里只能就研究过程中的某些节点撮其要者概而论之, 点滴之见, 难免管中窥豹。

一 范式转换:经济史研究的演进路径

在清史研究领域, 经济史曾经是一块重要的前沿阵地, 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挥着引领全局的作用, 其中的某些聚焦点至今仍为学界以质之原委而乐道。对此, 我们不妨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谈起。

新中国成立后, 经济史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形成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等概念一统天下的理论分析体系, 代表新中国史学成就的“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大多涉及到这些理论或概念, 其中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尤其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用力最多、争议最久的一个话题。据江太新统计, 自1957-1983年, 学界先后出版了4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或称讨论集) , 收录论文96篇1, 这足以说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及其研究凝聚了几代学者的信念与心血。而且, 由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近代化”等相关问题的大讨论, 故李伯重将“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称之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2。

尽管如此, 但是学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讨论并没有达成共识, 反而认识分歧越来越大。从表面上看, 80年代以后, 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关注热度已经趋于冷却, 其原因除了新一代学人的研究旨趣及志向的转变外, 更多的还是基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自身的理论缺陷。但事实上, 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形态, 所牵涉到的诸多经济现象、经济行为以及方式, 在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命题, 而以往的讨论也以各种形式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数与借鉴论题以及方法论等等。诸如, 20世纪中期, 傅衣凌在对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的研究中, 选择东南沿海及江南地区, 从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特定的农村经济社区研究入手, 仿效“地志学”进行田野调查, “以民俗乡例证史, 以实物碑刻证史, 以民间文献 (契约文书) 证史”3, 开辟出一条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治史之路。可以说, 傅衣凌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 在方法论上完成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构建。在这个范式中, 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等概念与理论都被囊括其中,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鲜明的学派。80年代后, 其研究风格在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等人的学术成就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而且, 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 也以方行、魏金玉、李文治、经君健等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构、封建土地关系、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等理论的深入探讨而承续着, 方行《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4一文, 更是有针对性地表明了对这一理论继续探索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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