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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翻译科与满蒙翻译人才的兴起兼论翻译的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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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嘉道时期,满语更是尽显颓势,翻译科则勉强维持。到光绪时,因“通晓翻译者无多”,翻译科终于寿终正寝。 如前所述,清设立翻译科是统治者为八旗子弟构筑
嘉道时期,满语更是尽显颓势,翻译科则勉强维持。到光绪时,因“通晓翻译者无多”,翻译科终于寿终正寝。
如前所述,清设立翻译科是统治者为八旗子弟构筑的进身之阶,故其招考范围一再扩大。以会试为例,顺治十一定:“满洲蒙古汉军会试,只准举人应试,其在部院等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俱不准应会试”。雍正时复开考试,会试范围扩大。雍正二年,定“凡由举人考试补用笔帖式俱准其与举人一体会试,其由贡监考试补用笔帖式者,亦准其考试翻译举人时,一同考试”。乾隆时招考范围再度扩大,三年谕:“满洲现任职员,通晓翻译者准其在礼部报名考试。今思八旗武职人员内平时讲习翻译亦不乏人,如有情愿赴考者,准报名该部一体考试”。乾隆的这道御旨打破了翻译科对参考人员的诸多限制。嘉庆时又定“凡翻译生员举人与文武举人,现任笔帖式,均准应翻译乡会试”。道光时增开驻防八旗参加翻译科考试,二十三年(1843年)谕:“国家分设八旗兵丁驻防各省……,嗣因生齿日繁,披甲名粮例有定额,势不能概令食粮当差,而各弁兵子弟,亦有读书向上通晓文义者,听其应试,以广进取之阶,所以造就人才,体恤旗仆者,无微不至……”这里道光帝说出了开科的目的,就是竭尽全力给八旗弟子创造机遇,赐其最大利益。虽然开科范围不断扩大,但八旗之外的汉人是永远没有机会的。满人笔帖式可任满洲教员等,升迁的机会很多,以乾隆时期为例,珠鲁讷最初授笔帖式,充军机处章京,再迁户部颜料库员外郎,后调工部,兼署兵部,明端出师,授参赞大臣。有清一代,许多满人自翻译举人累升重要官职。③
三、蒙古族翻译人才的兴起
蒙古族与满族交往历史悠久。在文字方面,蒙古文对满文的创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人福格《听雨丛谈》中的一段话精炼的叙述了老满文的创制过程:“其后龙兴鼎盛,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代言者,十之六七,……初未尝有清字(满文)也,我太祖高皇帝己亥年二月辛丑,始欲以蒙古字改制国书,乃谕儒臣额尔德尼、噶盖曰:……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皆能听而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始解,其未习蒙古字者,仍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他国之语为易耶?……额尔德尼遂与噶盖遵依睿模,将蒙古字编辑连写,制为国书,创立满字,颁行域内。”④不仅在文字上,满蒙密切相关,而且在政治上,借助蒙古族的支持,满族得以入主中原。所以,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都把蒙古地区看作其北部“屏藩”,实行封禁政策。在社会语言文字方面,禁止蒙古人“延请内地书吏教读或使充书吏”,“禁止蒙古行用汉文”。这样,在蒙古地区通行的官方文字只能是蒙文和满文;其次,由于历史及满蒙文字的历史渊源,同时由于满蒙语言的亲属关系,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满蒙文格外重视,对培养满蒙翻译人才不遗余力。
清朝统治确立后,主要通过理藩院对蒙古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供职于理藩院的大小官吏,必须通晓满蒙两种语言。其次,为了适应翻译大量满、蒙文公文的需要,配备了众多的“笔帖式”。按清朝的规定,理藩院满洲笔帖式三十四缺(原设三十八缺,于光绪十五年经吏部裁去四缺),蒙古笔帖式五十五缺,八旗蒙古贴写笔帖式十六缺。除理藩院之外,各部、院,在蒙古地区设立的将军、都统衙门,需要大量的满蒙翻译人员。为了巩固满蒙同盟,清朝历代统治者,对满蒙翻译及翻译人才的培养,均给予高度重视。
科举,本是唐宋以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清朝除了发挥这个功能外,还将其用于选拔翻译人才。清朝之所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是与其特设满文翻译科和蒙文翻译科分不开的。八旗蒙古人属于“旗人”范畴,既可以参加满文翻译考试,也可以参加蒙文翻译考试,而满洲旗人则不能参加蒙文翻译考试。翻译考试科目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八旗蒙古人中满蒙语言教育结出了硕果,另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在满蒙翻译人才方面给予高度重视。满蒙翻译科,虽然也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级,但其设置目的、考试内容、中式者录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清实录》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庚申条收有《驻防(指驻防八旗)考试翻译章程二十条》,其中规定:“各省蒙古翻译,亦应照满汉翻译乡试之例办理;翻译乡试题目,由礼部奏请钦命,试以四书清字论题一道,满洲蒙古翻译题一道,……翻译乡试中额,每十名取一名,过半者增中一名;驻防中式翻译举人,应于会试前一月来京,由礼部奏定日期复试。……翻译录科,由该将军、副都统、城守尉等先看骑射;翻译录科于乡试年五月内,由该将军等出题考试。满洲用汉字题一道,蒙古用清字翻译题一道。”关于翻译童试,规定:“由该将军、副都统、城守尉等先看骑射,合式者出题扃试,凭文取进;翻译童试题目,满洲用汉字翻译题一道,蒙古用清字翻译题一道。……翻译童生,仍照京旗(驻京八旗)三年两考,岁试年于八月考试,科试年于五月考试;翻译童试,每五、六名取中一名,至多不得过五名。俟人数增多,再请加额。”经童试中式者,叫做翻译生员(俗称秀才),翻译生员除继续参加乡试外,尚有两条途径谋职:一是考取各部院笔帖式,从事翻译及文书工作;一是通过考试充任八旗官学的教习。会试,按清朝的规定,凡蒙古翻译举人、文举人及举人出身的笔帖式,小京官经旗都统、兵部考试步、骑射合格者均可参加。驻防蒙古旗人,一律赴京应试,编入满蒙字号。蒙文会试题目,只试翻译,不试文论。首题自满文《四书》、《性理》中出题,次题选用一道满文奏疏,均译成蒙文,可见蒙文会试是注重实际翻译能力的。会试中式者,赐进士出身。蒙文翻译科取中的举人、进士一律补用于理藩院蒙古官缺上。清朝时期理藩院等重要机构的满蒙语人才基本上仰赖满蒙翻译科举来供给,中式翻译科的生员、举人、进士大部分被选为阁、部、院的蒙文中书,笔帖式等。从翻译做起,藉此升入高级官员阶层的不乏其人。如乾隆、道光年间的名臣松筠,八旗蒙古正蓝旗人,翻译生员出身,历任笔帖式、主事、副都统、都统、工部左侍郎、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国史馆正总裁、东阁大学士、绥远城将军、理藩院尚书、盛京将军、左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光禄寺卿等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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