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祁寯藻集》的内容看其文献史料价值(2)

祁寯藻祖籍山西省寿阳县北平舒村，是祁氏第十六代子孙。祁寯藻在《祁氏世谱》后记中记：“初祁氏始祖河东公，于元之季自洪洞县大槐树，迁居寿阳县北平舒村。二世族祖仲章为南股，五世族祖伏威为东股，六世族祖昭为西股，昭之季弟六世祖讳暹，为余家中股之祖，此四大支也，居平舒村者户口最繁。”[8](p129)

再如祁寯藻之父祁韵士，其人在官场上虽然不显，但是却是晚清重要的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尤精于西北史地研究。《祁寯藻集》第一册收入了祁韵士自编年谱《鹤皋年谱》,实为研究祁韵士重要的一手资料。祁韵士自幼就聪敏好学，在其自撰之《鹤皋年谱》中有载：“尤喜谈史事，抄撮寻究，日夜不辍。即古人爵里、姓氏，比为疏记，小册累累，性之所好，殊不厌也。” [8](p133)

乾隆四十六年（1781），祁韵士三十一岁的时候，充任武英殿纂修《四库全书》分校官。乾隆四十七年（1782），充任国史馆纂修官。[8](p136)在翰林院期间，祁韵士就曾拜满族学者德保、阿桂等人和浙江秀水学者钱载为师学习满文，因此对满文精通，受到时任总裁嵇璜的赏识，以总纂官身份接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部长达一百二十卷的巨著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完成。后来，祁韵士又以个人之力，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基础上，模仿《通鉴》的编年体列，撰写了《皇朝藩部要略》二十二卷，其中《表》四卷。这两部著作是互为表里，详细描述了蒙古各部的原委，对于研究蒙古各部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乾隆五十二年（1787），祁韵士任国史馆提调兼总纂官，编纂《国史大臣列传》，他“每辰入酉归，虽风雨寒暑无间”。[8](p137)

嘉庆六年（1801），因“时届京察，保荐一等。”

[8](p139)祁韵士被授以户部宝泉局监督。按照宝泉局之惯例，新任监督就职，在交卸铜货的时候，先是只凭册籍，而另外再定时间盘点，长此以往，就造成了亏空。而祁韵士到任的时候，对此并不太了解，因此与前任交接的时候，也只按惯例办事。但不想“在局两载，九年局库亏铜案发，历任监督皆逮问下狱，故事交卸，凭册籍不盘，盘有期，公不及盘期，故无自检覆，十年同逮之”。[10](p9)因此番亏铜案，嘉庆十年（1805），祁韵士被遣戍伊犁，为时三年，这段时期对祁韵士的学术生命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祁韵士久在国史馆，西北边疆史地知识素称淹博，此番发配伊犁，又使他得以亲身考察西北实情，因此有大量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著作在贬官伊犁期间问世。他先是奉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了《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该书成为清代新疆地方志中除乾隆年间官修《西域图志》外，最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之后又根据实地考察结果，先后编写了《西陲要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西陲竹枝词》等著作。

祁寯藻是晚清政界极具影响的名臣，其人于彼时之政见主张于时局颇有干系。笔者以为，研究政治人物，最直接的材料就是公文性质的档案材料，比如奏折。《祁寯藻集》的第三册收入了祁寯藻的奏议和题本。这些材料内容翔实丰富，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祁寯藻的政治行为和主张。

道光十九年（1839）底，祁寯藻受朝廷派遣，与刑部黄爵滋赴福建和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查办禁烟和海防事宜。在此番调查中，祁寯藻与黄爵滋、邓廷桢等人给朝廷上了很多联名奏折，内容涉及东南沿海海防战备及查禁鸦片等诸多事宜，这些都收入在《祁寯藻集》的第三册中，对研究鸦片战争前的很多问题有参考价值。

譬如，祁寯藻等人认为要解决当时福建沿海的鸦片问题，就必须要从严查内部汉奸入手，“察弊贵审其原，防备奸当扼其要。”因为“夷船所以漂泊无忌者，盖由沿海奸民，其初系自用小船径赴澳门夷船，贩买烟土转运”，所以导致了“奸民以夷船为狡窟，无盗贼抢劫之虞，夷船以奸民为地主，有水米接济之利，于是夷船日多，烟贩愈炽”的恶劣局面。祁寯藻等人对福建水师内部存在的纵容、包庇鸦片走私的问题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水师员弁，不能实力巡缉，又且为之包庇”。因而主张“根究水师员弁，如何收受陋规，如何代为交易，彻底惩办。”祁寯藻等人认为，“永杜夷船来闽之策，必以严办汉奸为首务也。” [11](p19-22)祁寯藻等人此番还对闽省海防做了细致摸排，发现了很多问题，主张要及早做好海战准备。他们认为，“沿海战舡，巡洋缉匪，关系极重。各该厂遇有修造，届期自应认真督办，不得草率从事。”所以，他们对福建水师战备训练尤为重视，“至水师配兵巡洋而外，在汛各舡例应随时操练。应请饬下水师提镇严加整顿，督令将弁按期操演，并更番燂洗，毋令停泊海埂，日炙风干，易滋朽坏，以仰副我皇上慎重海防之至意。”[11](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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