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2)

由上可知，新清史在美国学界经历了一个自发的、纷乱的发展过程，其代表作甚多，观点也不一而同。在下文中，我将简单的介绍这些新清史研究的主要著作，并尝试将其归类为三个主要观点，其挂一漏万之处，请读者见谅。

一、“满洲中心论”

总体来说，美国新清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论点之一，“去汉族中心论”，或者称为“满族中心论”或“满洲中心论”，这是国内学者最为熟悉的新清史的论点。以往美国清史学界非常强调满洲人的汉化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为芝加哥大学的何柄棣在196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论清史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

在这篇论文中，何柄棣从清代的疆域、人口、政治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等方面指出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其中在定义清王朝性质的问题上，他指出：“清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的统治者采纳了系统的汉化政策。”这些系统汉化的政策体现在满洲统治者在入关后对于明代政治制度的全盘采纳，清代皇帝自康熙始便将朱子理学奉为正统并参拜孔庙，用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宗室子弟，并且支持出版了如《四库全书》之类的宣扬儒家正统学说的书籍等等方面。新清史的学者则对于何柄棣等学者所提出的满洲全盘汉化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时任美国亚洲研究会会长的罗友枝在1996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的主席致词《重新审视清史：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罗友枝系统地总结了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关于清代国家性质和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动向，针对三十年前何柄棣提出的满洲全盘汉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她指出，最近学者们发掘的新的满语材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清帝国和满洲人的认识，使用这些满语史料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史料，改变了传统以汉文史料为中心作清史研究而导致的认识偏差。

例如，尽管清代皇帝在汉文史料中的形象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统治者，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根据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在帝国的不同属民之前，满洲皇帝们塑造了不同的统治者的形象。何柄棣认为清帝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满洲早期统治者的系统汉化，而罗友枝和其他新清史学者所持观点则与何柄棣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汉族聚居的地区”。罗友枝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美国学界影响重大，可以视为新清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基石之一，自此之后，新清史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些著作也日益获得学者的重视。

柯娇燕著《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和清朝世界的灭亡》书影

针对满洲汉化问题，除罗友枝这篇研究综述之外，还有几部颇具分量的研究专著。早在1990年，达特茅斯学院的柯娇燕教授便发表了《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和清朝世界的灭亡》一书，从一个满洲家族的三代人——杭州驻防的苏完瓜尔佳氏的观成、凤瑞、金梁三人的角度来叙述清代中后期的满洲人的历史。柯娇燕将这一家三代人的荣辱沉浮融人到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以他们为视角来审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八旗驻防制度变迁以及满洲人的民族认同等重大历史问题。

她指出用“汉化”这一话语来研究满洲人的历史不但非常模糊，而且饱含民族主义偏见。她所得出的结论是满洲人在清朝的中后期并没有汉化，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保留了作为满洲人的民族认同。在19世纪中期，随着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逐渐缩减对于各地驻防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扶持，随着作为旗人的诸多特权的逐渐消失，地方驻防中的满洲人，如杭州驻防的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祖孙三代，并没有在文化上和心态上放弃自己是满洲人的事实，反而在诸次社会动荡的磨难中增强了他们与汉人的隔离和作为满洲人内生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性。

在此书出版的11年之后，欧力德教授出版了《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民族认同》一书。柯娇燕对于满洲人的研究是一个对于八旗驻防满洲家族的个案研究，并且几乎没有使用满文资料；而欧力德的这本书是对于清代八旗和满洲民族认同的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研究著作，并且使用了大量的满文材料。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zonghexinwen/2020/1104/3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