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2)

《黑兽》叙述的故事十分简单，讲的是一只老虎遇见一不知名的黑兽，竟觳觫战栗，延颈就死的事。对此，蒲松龄发表议论：“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猕最畏狨；遥见之，则百十成群，罗而跪，无敢遁者。凝睛定息，听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猕戴石而伏，悚若木鸡，惟恐堕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閧散。余尝谓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民之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犹是也。可哀也夫！”（《黑兽》）猕和狨都是猿的一种。书中所说狨和猕的关系，是否合乎科学，我们不必深究，因为谈论这种动物关系不过是一个由头，要旨是从中引出官与民的关系来。上面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谴责“贪吏似狨”，对无拳无勇的“民”择肥而噬，谋财害命；一是哀叹小民们面对着“贪吏”的敲骨吸髓，狼吞虎咽，只能“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这既反映了对贪官污吏的强烈愤恨，也表达了对被欺压、被凌辱的底层群众的深切同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那些生存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处境下的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怆与无奈。这种鲜明的爱憎情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令人发指的“官贪吏虐”

《聊斋志异》通过一个个故事，将许多官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织》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常供”的一种贡品。地方官吏“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基层便变成按丁口”搜刮聚敛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倾家荡产。对此，蒲松龄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促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其实，贪官污吏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压榨百姓、大发横财的机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为了平定葛尔丹叛乱，用兵于广大漠北地区。“其地不毛，间或无水”，军粮的供给便成为很大的问题。朝廷决定用钱购买民间骡马运粮。山东长山一个姓杨的县令，“性奇贪”，便“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鸮鸟》）这个杨县令竟然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热衷于借机肥私，不但将地方牲畜搜刮一空，而且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派兵抢掠商贾的马匹。面对这样的暴政，受害人固然是控诉无门，杨县令虽然遭到舆论的讥讽，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贪官污吏们为了聚敛财富，怎样不择手段、泯灭人性，书中不乏记载。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为家庭矛盾，涉讼官府。“官贪暴，索望良奢”。贪官一面对臧姑严刑拷打，“械十指，肉尽脱”；一面向其丈夫大肆勒索。安二成“质田贷赀，如数纳入”，最后不得已将田产悉数卖掉，才了结这场官司（《珊瑚》）。还有一位姓夏的商人，偶然从自己的院墙下挖得一个装满千余两白银的铁瓮。此事为邻人妻窥见，出于妒忌，“潜告邑宰”。“宰最贪，拘商索金。妻欲隐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贾祸。’尽献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贮器，以金实之，满焉，乃释商。”（《钱卜巫》）贪官对老百姓财富的掠夺完全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不让有涓滴的“漏匿”。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描写了“湖南巡抚某公”，派人押解饷银六十万赴京，途中饷银被盗，“荡然无存。”巡抚多方追查，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王者》）这位巡抚看到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马上设法补解。几日以后，惊吓而死了。我们从“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几个字中，不难想见有多少家庭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聊斋志异》对贪官鞭挞的主要矛头所向，或者是“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中高级官员。这当然不难理解。因为高官们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一旦身涉贪贿，其恶劣影响及社会危害就特别严重。而且上行下效，一个贪渎成性的高官，往往成为一群贪官的保护伞，在破坏政治秩序和败坏社会风气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小官大贪，如该书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梅女》）一些底层官员、甚至那些被称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书吏、门丁之类，只要手中握有一点权力，也往往会对小民多方刁难，百计勒索。而且因为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触，许多具体事务都经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何耿绳：《学治一得编》）这就为他们残民敛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因此，老百姓对这样一些人就更加有着切肤之痛。《聊斋志异》在评事论理时，极少使用不留余地的绝对化语言，但在谈到对“公役”的态度时，却讲了这样一番话：“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为虐。”（《汪秋月》）说“公役”无不可杀，自然有点过分，但在这种咬牙切齿的诅咒背后，反映了群众的满腔委屈和无比愤恨，却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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