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年间的北人南任与江南征服——以扬州及苏(6)

表4 顺治朝扬、苏、松、常、镇五府及所辖州县官员籍贯表(以官职分类) 单位:人注:1.表4及表5中“汉军旗人”简称“汉军”2.扬州府四官为驻于扬州府境的巡盐御史、海防兵备副史、户部分司以及管河工部分司，其中满洲6人皆任于户部分司3.括号内百分比为北方汉人人数占本行总人数的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下表同官 职 满洲 汉军1及辽东汉人 北方汉人 南方汉人 总计知府 4 28 15(27.8%) 7 54府属佐贰官员 14 91(66.9%) 31 136知县(州) 2 54 122(56.7%) 37 215扬州府四官 6 8 24(51.1%) 9 47总计 12 104 252(55.8%) 84 452

表5 顺治朝扬、苏、松、常、镇五府及所辖州县官员籍贯表(以府及辖县分类) 单位:人所在府 满洲 汉军及辽东汉人 北方汉人 南方汉人 总计扬州府 8 45 76(48.4%) 28 157苏州府 3 20 51(54.3%) 20 94松江府 1 17 35(52.2%) 14 67常州府 12 47(61.0%) 18 77镇江府 10 43(75.4%) 4 57总计 12 104 252(55.8) 84 452

“明清之际”的话题向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清朝入关后，首要任务即是消灭大顺农民军势力，继而翦除南明诸政权等抗清力量。顺治一朝，清廷基本完成了对内地直省的征服。条件所限，清初的军事征服必然以“先北后南”为顺序，而北方士民的抉择与去取，又深刻影响了其后清朝对南方的平定和治理。围绕清初的“南北”话题，学界多聚焦于“南北党争”这一层面。近年，分区域乃至分省域审视明清鼎革的研究益多，清初北方的快速平定与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形成了鲜明对比。赵园先生指出:“随着战场的向南方推进，‘北兵’的构成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汉人。”[1]实际上，除了军事构成中有大量北人加入，清军平定江南后，北方省份官僚也充实到南方，为新政权在此地的稳固与社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界现有对清初“北人官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尤以高官间的“南北之争”等事件为主，较少触及具体的地方行政及中下级官员。对明清之际的江南地方，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满汉矛盾”之下的大事件框架；较晚近的地方社会史视角，则多从江南士大夫与地方社会自身的角度着眼。鲜少有研究关注在这一地区清廷如何接触地方基层，与地方民众渐达暴力之外的和解。本文拟以清初的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为中心，侧重分析该地区的“北人南任”现象，并及北人官僚在江南的为官事迹，以期加深对“明清鼎革”及清初江南治理诸问题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明清之际的北方社会与士人抉择(一)清军入关与北方士人的合作早在入关前，后金即已密切注意明廷政局与关内农民军的动向。崇德八年(1643)，清太宗皇太极病逝，顺治帝福临冲龄即位，实由多尔衮等人主政。是时，明朝内部形势已发生了急剧变化，清廷收到消息:“中原流寇，势愈披猖，攻陷陕西郡县，渐逼边境。”[2]46顺治元年(1644)四月，大学士范文程上启称:“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2]51孟心史先生评价:“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3]确为的论。可以看出，满洲统治集团相当了解这些“中国北方”地区的形势，认为此地区可纳入己方治下，进而以之为据，“相机攻取”[2]51。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自缢，明亡；五月，清军入关，大顺军西遁。十月初一日，顺治帝正式登基。此时，清朝已逐渐控制了北直、山东、山陕及豫北的大部分地区。十月间，和托镇压了山东青州的叛乱[4]66。年底，山西、畿南悉平[5]35。当年冬，清朝即以“中原平定”，释放了入质的朝鲜世子[2]111。次年正月，南征的多铎与阿济格二部会于西安，陕西砥定[6]。相较于随后南明政权所辖各地的激烈反抗，清军对北方的征服则遇阻较小。同时，大量北方官僚、士人迅速加入到清朝的建设中来。魏斐德注意到:“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7]对此，笔者以乾隆朝成书的《贰臣传》为切入点，管窥清初北方士人的政治抉择。该书记载了明清鼎革之际部分较重要降清明臣的出身籍贯，及其降后事迹。如表1所示。表1 《贰臣传》所见官员籍贯统计(前7位)单位:人资料来源:清国史馆编《贰臣传》，明文书局1985年版。籍 贯 总计 文职 武职辽东 26 0 26山东 20 19 1直隶(含顺天府，以下皆同) 18 10 8陕西 16 3 13河南 11 8 3江南 9 9 0山西 7 4 3另外，笔者又统计了顺治年间的汉人大学士、六部尚书、督抚官员的出身籍属，见表2:表2 顺治年间汉人部分高级官僚籍贯表 单位:人资料来源: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朱彭寿《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籍贯官职 直隶 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 江南 辽东 其他 总计大学士 4 4 1 2 1 4 2 3 21尚书 10 8 5 3 2 3 3 34总督 3 1 1 3 8巡抚 5 9 1 4 3 2 3 27总计 22 21 8 10 6 7 4 12 90由上可见，除了日后分为苏、皖两省的江南省及清朝入关前所处的辽东地区，顺治年间的汉人高级官僚主要来自直、鲁、晋、陕、豫这几个主体在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省份”，即清朝在入关前后屡次提及的“大河以北”“京畿”“中原”“山左”等地。可以说，这几个省份的士人构成了顺治年间“南北之争”中“北人”的主体。①“南北”作为明清鼎革之时的重要话题，“南与北”的界限与范围一直未有清晰的界定。魏斐德认为此时官僚中的“北人”主要来自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71页)。笔者认为在魏斐德所列四省之外，加入“陕西”亦为妥当，这个北方省份在清初同样是不少仕清官员的来源地，故而本文提到的作为“北人”来源的“北方地区”即以这五省为主。北方官僚、士人的合作与加入，是清朝能稳定北方、进图全国的重要基础。北方之所以降清迅速，与彼时各方势力的政策密切相关。(二)明清之际北方士人生存环境与政治抉择明代后期，北方多地天灾频发，加之赋役沉重，“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不少地方复遭疫病袭击，华北几省几近崩溃[8]。崇祯十二年(1639)，“历城、齐河疫疠大作……十七年春，山东疫”(《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十)。 兖州府 “(万历)三十二年府境州县大饥，滕邹滋峄人相食……(崇祯)十三年……土寇蜂起，路断行人”(《乾隆兖州府志》卷三十)。河南“(崇祯)七年……济源大疫……十三年……开封大旱大蝗秋禾尽伤，人相食……洛阳旱蝗……父子兄弟夫妇相食，死亡载道。十四年……汝宁春大饥。夏大疫人相食。十五年九月流宼引河水灌汴城官舍民居尽没死者百万尸”(《康熙河南通志》卷四)。 山西 “(崇祯)十一年阳曲、文水大饥……是年省郡大饥……人相食。十四年二月阳曲、文水大饥”(《乾隆太原府志》卷四九)。检诸史籍，明末北方残破至极的景象几乎随处可见。另外，清朝在入关前曾几次用兵关内。崇祯十三年(1640)清军分八路南下，多尔衮上疏:“燕京迤西千里内六府俱已蹂躏，至山西界而还。”杜度亦有疏言:“臣等从明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东济南府，蹂躏其地。”[4]39清军显然有意通过劫掠，加速晚明北方社会的崩溃。明朝的溃败使华北一时无主，此时，大顺和南明两方并未拿出应付北方乱象的有效对策。弘光帝只向河北、山东颁发了“诏书”，“以安彝、汉臣民之心”[9]134。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弘光朝廷以王燮为山东巡抚，邱磊为山东总兵，但所任官员根本不敢赴任，南明坐失山东[9]134-140。前明知县梁以樟曾向史可法进言:“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劝其加强南明在鲁、豫地区的力量，可法“心然其策，然卒不能用”[10]。弘光皇帝面对清朝在中原地区的行动，也只是“命史可法鼓厉四镇，扼防江淮”[11]。显然，此时南明已放弃北方，退守江淮。同年四月，大顺军下临清、济南等地。但他们在济南“拷掠宦家子俾”(《乾隆济南府志》卷四一)，在泰安“索捐助”(《乾隆泰安府志》卷一八)。大顺“追赃助饷”的政策显然难以获得地主、士人阶层的青睐。当月，以卢世氵隺、赵继鼎、谢升及其弟谢陛为首的德州士绅集团，拥戴明朝宁王后裔朱帅为济王，诛杀了鲁西北多地的大顺官员[12]。然而，意在“惟务德化，统驭万方”[2]63的清朝却一改此前的掳掠政策，迅速与地方缙绅取得合作。招抚东省的方大猷上《平定山东十三要策》，“以先师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乾隆曲阜县志》卷三一)。七月，朱帅降，并向清朝推举了谢升等大批官员。清初任顺天巡抚的宋权，亦在直隶北部纠集力量，击杀大顺官员(《商丘宋氏三世遗集?文康公遗集》下卷)。九月，清廷极为重视的“衍圣公”曲阜孔氏上《初进表文》归降，随后孔府进《为剃头事奏稿》以示对“剃发令”之遵循。明末“四公子”之一、商丘人侯方域在鼎革之际的境况更值得玩味。方域父侯恂在崇祯朝官至户部尚书，后因党争入狱，明亡后赴南京，复因马世英等报复，侯恂逃往徽州，方域逃至杭州。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初，光域被捕。自其父入狱，侯方域一家一直处在党争漩涡中，朝不保夕。弘光政权覆灭，方域归乡，不欲仕清。顺治五年(1648)，榆园农民军起，直鲁豫一带大乱，时任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的张存仁多次寄札方域父子，甚至亲访其家，求“弭盗方略”，方域条陈《上三省督抚剿抚议》以助剿。侯方域后来又参加过顺治八年的河南乡试[13]。此外，魏一鳌与傅山，可谓清初官员与北方遗民大家的交往佳话。傅青主为鼎革间卓荦晋地之遗民学者，魏一鳌任官山西时，对傅氏不仅在生活上解囊资助，更于傅山两次身遇命案时鼎力营救。而魏一鳌正是当时北方大儒孙夏峰的学生，夏峰虽为遗民，依然对魏氏在山西的宦迹十分赞赏[14]。可见，彼时北方文人间对清朝的态度较为缓和。无论是世居高位的曲阜孔家，还是鲁西北地方士绅，抑或乡居的文人侯方域等，于乱世中，皆望有一政权安定地方。清朝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在控制北方地区的同时，迅速与大量北地士人合作，并为后者提供了进身之道(这种道路在晚明往往为江南力量所控制)。一显著表现即为顺治三年(1646)清朝开科取士，三甲共录进士373名，几乎全部来自直、鲁、晋、豫、陕几个北部省份(364人)，即便次年以南方平定的加科中，来自北方几省的进士仍有149人，占总数298人之半[15]。二、清军南下与江南地区的北方官僚多铎部与阿济格部会于西安后不久，清朝便开始了对大顺军与南明政权的征讨。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令多铎“即遵前命，趋往江南”[4]69。清军于五月十五日进入南京，六月中旬自常州、无锡取苏州，又由博洛领兵进杭州、绍兴，并分兵下松江、太仓[4]38。清军在江南的用兵至此皆较顺利，但当年闰六月，剃发令一下，江南绅民掀起了激烈的反抗。宜兴、吴江、松江、嘉定等地皆反，一时间江南形势骤变，甚至两度危及江宁。此后虽经平定，但顺治一朝，江南地方大小叛乱常有。顺治十五年(1658)，江南地方民众配合郑成功、张煌言等占镇江以下多地，再次兵围江宁。可以说，顺治年间，江南的形势一直非常紧张，特别是苏、松、常、镇四府地方民心未定。对清朝而言，如何治理这一地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学界不少研究关注了“汉军旗人”这一群体，及其在清朝征服南方时的作用。前辈学人的研究强调汉军旗人由于其身份的“二重性”因而在沟通满汉之间作用突出。但汉军旗人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尤其是在面对江南这一形势纷繁的地区时。邓尔麟曾提到:“顺治年间……在苏州府和松江府辖区内的一百名知县中……有四分之三要么是旗人要么来自北方省份。”[16]进入南京后，清朝改南京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但在江南省其他府及州县层面上，清朝基本全盘采纳了明代的行政区划，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共领4州25县[17]。古人有云:“吏治必称循良，亲民莫如州县。”(《学古绪言》卷二十)顺治时期，对于从扬州到苏、松、常、镇这一地区而言，在府及州县的基层管理层面，北方籍官僚的数量更多，承担的工作也更为具体。北方官员在这一地区地方官数量上的优势，可以从文后表3清楚地看到。从文后诸表中可以看出，在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无论是以官员品级，还是以“府”为单位的空间分布来看，除知府之外，北方汉人都占据半数以上的数量优势。知府级别的较高级官员以汉军旗人及辽东汉人为主体，北方汉人次之，并且有些满洲人亦担任知府，较为重要的扬州户部分司也多由满洲人出任。在知县、知州及府属佐贰官等与百姓距离最近、处理具体工作的职位上，北方汉人的数量优势明显，县级官员中，北方汉人官员占比约为56.7%，府属佐贰官员中，这一比例为66.9%；另外，扬州府的满洲人、汉军及辽东汉人官员的比重是五府中最高的，占比约为33.7%，似乎也可窥见清初扬州“南北之奥区”(《乾隆扬州府志》)的重要地位。三、北方汉人在江南的任官活动作为清朝这个新生政权的统治阶层，满人十分擅长与新征服地区的汉人(尤其是士人、官僚)合作，这一特点在入关前已有体现。关外的辽东汉人为其入关逐鹿立下了汗马功劳。军事征服后，清朝面临着如何治理江南这一“地冲事繁”之地的挑战。北方汉人官僚为清朝建立并加强对江南统治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安定地方，抚民缉盗顺治年间，江南初克，山海未靖，地方形势相当混乱。一方面，是对清朝的武装反抗，此间既有南明组织的反攻，亦有土寇的叛乱。此时清军四方用兵，在苏南一带驻兵有限，即所谓“是时王师渡江，郡县皆传檄下，仍故吏，易服色而已，无他兵以守也”[18]。剃发令颁行后，江南更是乱象丛生。郎廷佐在向朝廷的揭帖中曾曰:“苏松二郡，财赋甲于天下……然而外滨海洋，内多湖荡，茫茫巨浸，夙称盗贼渊薮。”[19]377苏松巡按芦传亦言:“苏松四郡，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盗凭以为窟。”[19]11另一方面，当此形势未明之际，清朝在该地任命的官员却多有缺逃。时任江宁巡抚的土国宝就曾抱怨“其缺员何异孩提之失襁褓”，苏、松、常、镇四府不少“佐理剧郡之紧员”，要么“迄今一无到任”，要么“杳然不至”，吴江知县甚至“以逃任去”，上海知县蒋开基、江阴知县方亨则“皆以被难”[20]。可见，顺治时期，善择州县官员以安定民心、抚恤地方是清廷面临的紧要问题。动乱之际，大量北方籍官员赴任江南则更显难得。诸多初任此地的北人官员躬亲平乱，为地方安定贡献良多。顺治二年，胡延年至金坛为知县，“至之日，会湖宼薄城焚县治，掠绅民，邑丞歼焉”。“湖寇”即金坛诸生贺向峻在附近大丕山组织的抗清力量。新降清朝的前明将领刘良佐援兵未至，贺向峻一部便围城而攻北关，胡延年“自临阵杀贼。城赖以全”。此后刘氏兵至进剿，但未过数日，反抗军“复集攻西城”，胡延年又开门作战，擒杀贺向峻，金坛战事渐平(《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四)。同年九月，孔允祖“从征至吴江”，为县令，孔氏上任时吴县历经兵火，“空城已三月矣”，允祖“招抚勤血阝，民渐归集”。顺治三年正月，“陈湖诸处，乡兵复起”，松江“湖盗”突至城中，“允祖以大义开晓，盗不从”，故杀允祖而焚县治(《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顺治十五年，郑成功兵犯江浙，江南海乱再起。不久，镇江陷落，无锡“邑人闻警，思鸟兽散，奸民将藉以鼓乱之”，知县黄之蔚“佩弓矢”，集吏民之“魁岸者”巡行城中，召士民以训谕，告曰:“寇来有令在，毋为讹言煽惑”，境内渐安(《无锡金匮县志》卷一八)。同一时期，在离战场更近的丹阳，知县贺应胜“严为守备，固请巡抚驻防城下，身独卧起军前，悉力筹划”，丹阳赖之以全(《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一六)。十六年(1659)，扬州知府戈时雍先是压制了城中欲降郑氏的官员，随后“出奇挫其游兵，宼引而南”，乱后戈时雍又将扬州城“告变者”名录付之一炬，保全百姓(《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一二)。可见，顺治年间，扬州到苏、松、常、镇一带，不仅有清与南明两朝的军事对抗，民间乘势作乱者亦不在少数，这都对当地百姓安危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众多急任江南的北方官员，或临阵指挥，或亲配弓矢，以文人之身，为清初江南的稳定立下彪炳之功。另外，初至江南的清军，面对地方的激烈抵抗，其在不少地区采取的措施亦是相当激进。扬州、嘉定、江阴、昆山等地皆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尽管如此，清朝派往此地的北方汉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顺治二年，常州知府江都人宗灝“贪狠阴鸷”，时多铎攻江阴，驻兵常州府。宗灝进请多铎屠城，言曰:“常民乱萌已形，不速屠，民且立叛。”多铎信之，将行出兵时，武进县知县孙振先以死相争，“叩头出血，以一家保全城不反。灏怒挥刃胁之，左右鞭笞乱下，振先伏地无异词”，常州百姓方得免于屠城，后人立碑以念振先(《康熙常州府志》卷二一)。 十年(1653)，上海县有“海寇犯境”，后驻兵上海附近的苏州总兵王燝诬县民通贼，“为乱谋，劫仓库”，上海知县阎绍庆“抵死拒之”，保全甚众(《嘉庆松江府志》卷四三)。(二)恢复基层行政晚明江南地方富甲天下，清初北方残破，兵事不断，财政严重吃紧。清朝欲平江南，一则以其漕粮财税供北面之需，二则为进图全国提供保障。顺治年间江南的吏治腐败比较严重，马国柱于江南任总督时就曾多次奏报地方官员贪污等事，如无锡守备章振威“身为营弁不思束兵防汛，恪尽职守，乃躬行索扰，违禁厉民，致营兵高云龙、张德耀等劫诈横行，地方受害”。①参见马国柱:《为营弁章振威等贪污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1752-007。又如江南常镇兵备道陈服远因贪渎而致地方“怨声载道”。②参见马国柱:《为朝觐事(关于纠拾劣官陈服远等)》，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2139-02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清朝初入此地，漕粮财税诸要务千头万绪，亟须得人以梳理江南基层的政务与财政。完成这些纷繁细琐的基层工作，离不开北方官员的付出。“两淮盐课当天下漕粟之直，国家仰给甚厚。”(《万历扬州府志叙》)为经理两淮盐政，清初于扬州设巡盐御史，顺治一朝该职半数由北人出任，顺治十七年(1660)，因两淮“盐引拥积”，御史李赞元奏请“见年额引，以积引附销，每引加盐百斤，以使商”(《康熙扬州府志》卷十)，并条奏盐政八款，切言两淮盐政之要[2]1022。清初，长洲县“大兵后，商旅裹足”，知县田本沛“乃给贴通贸……兼以催科廉恕，折狱敬慎，清漕弊豁”(《乾隆富平县志》卷七)。清初地方财政的一大特点，是诸多事项收归官办以降低行政成本，增强政府控制力，例如驿传制度“由佥派到雇募，由民当到官当”[21]，漕运“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22]。顺治年间，江南地方的北方官员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昆山知县邓秉恒针对胥吏征收钱粮“欺隐百端”的情况，“分上中下三等摘比法收解”，不再假手胥吏(《嘉庆东昌府志》卷三十)。吴江知县毛漪秀在任时，“于漕米力行官收官兑法，条折银令自封投柜，按县额图额，每限完三十分之一，计荡折验征，多寡得均无可那避，一时称为催科良法”(《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顺治十七年，丹阳知县王用六“功令绅衿逋赋者，悉令奏销，用六检诸生赋不及额者，计数百金悉捐俸偿之以全完报部”，次年江南奏销案发，“丹阳独免，士民感其德”(《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四)。值得注意的是，“推官”在顺治年间对江南的社会稳定与秩序恢复所起的作用。清初沿明制，于各府设推官，职司刑狱勘问[23]。顺治一朝，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在任推官共36人，皆为汉人，其中北方籍贯者28人，占总数的7/9。晚明以来，江南地区即多诉讼，士绅肆虐地方，清人赵翼言之曰:“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24]明清之际更是由于政权更迭，地方积案众多。刘毓桂任扬州推官时“剖决明析，平反冤狱”，“为政宽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五)。顺治八年(1651)，常州府推官刘元运代地方士绅向江宁巡抚土国宝申请“免杂汛差徭”；刘氏后任毕忠吉在常州“引经断狱，人称铁面”，并且严格监督漕粮交兑，以防运丁盘剥百姓(《康熙青州府志》卷一六)。刘源深任于镇江府时，该地海疆初靖，“诸奸贼者奸猾之徒，率污良善，株连蔓引动至数百人”，刘氏“偕诸刑官会勘之……独执笔按簿，剖决精详，一时良善，赖以全活甚众”(《咸丰大名府志》卷一九)。(三)重塑文化江南向称文渊之地，士子学人为天下望；清初，胜朝“遗民”以江南为最。清朝以异族入主，在江南不仅要面对武力抗争，更需解决如何与江南众多士人相处的问题。相比满人或旗人，北方汉人更能理解江南文化，与南方士人、遗民的交往也更便利。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期间，与江南文士交游颇广。甫至淮扬，他便探访故明遗老邵潜，“予下车徒行入……出市沽留饮，予为引满数觞，尽饮而罢”[25]。方文、计东等吴地文人与其皆有交往。汪琬与之往来甚密，王氏赴任扬州时，便有《送王十一之任扬州》等文以赠，日后更是亲赴扬州与之相会[26]。王鑨是入清后昆山首任知县，工诗赋、喜书画(《乾隆续河南通志》卷五六)，是书法家王铎之弟，又为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善与文人交。姑苏多梅，昆山梅花亦向为文人所好，王鑨修植境内马鞍山之梅，以山麓梅花峪中梅岩书院为“课士之所”(《道光昆新两县志》卷四)。甲申变后，曾“悲昆山”[27]的归玄恭亦有诗曰:“积雨一旬阻游兴，马鞍山下独寻花。雨后看梅第一家，不辞百盏醉名花。”(《道光昆新两县志》卷四)张京尹为清代镇江府首任通判，其归乡时方文有诗《送张眉令归永城》赠之(《嵞山集再续集》卷三)。宋之普知常州府时，不仅有诗追念东林书院及高攀龙[28]，更在其任间檄除东林地税(《康熙常州府志》卷一五)。除了主动与本地文人交往，建筑营造亦是推动江南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径。江左屡经战乱，各地遭受破坏严重。诸多任职于此的北方官僚，在有限的财政状况下，或重修旧处，或营造新所，以促江南基层社会恢复正常。这些官员尤其重视文化场所的建造，如常熟知县郭保之修启圣祠(《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一四)，宜兴知县吴一鲲捐俸金修尊经阁(《光绪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四)，金坛知县赵介重修学宫、建修真观等(《康熙金坛县志》卷十)。另外，政府衙署重修及与民生相关的工程亦不在少数。如宋之普重修常州府治(《康熙常州府志》卷一二)，杜漺于扬州任兵备副史时报修河道，后又造救生船专救覆溺者(《咸丰武定府志》卷二三)，松江知府张铫整修海塘(《乾隆华亭县志》卷三)，事如此者，所在多有。虽然总体上，顺治朝北方汉人官僚在江南多尽己所能，造福一方，但亦难避免有个别官员施政不仁。如常熟知县瞿四达“凡获盗，令指富人为窝党，逮系狱，入财即释，以其财分馈(沈)碧江”(《道光苏州府志》卷七十)，史载其“极贪酷，比较钱粮即过销单，必加夹打，云以惩后”(《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四八)。又有金坛知县任体坤“贪黩性成，甫抵任，则辇帑数千金，归其家”(《民国金坛县志》卷十二之二)。四、结 语顺治一朝，北方汉人官员在中央与江南地方政局中的优势较为明显，这是由顺治朝的南北形势差异决定的。晚明以降，江北之地久罹战乱与灾荒之苦，士民希冀有一政权稳定地方，清朝顺应了这一潮流，并且迅速与北方士绅积极合作。故总体上，北人官僚对清朝的认同感，此阶段间要强于以江南士人为核心的南方官僚。而此时清朝上层激烈的“南北党争”，或许也折射了这种现象:顺治年间以冯铨为首的北党与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之间争斗不绝[29]，南党前后核心陈名夏、陈之遴皆获罪甚重，名夏论绞，之遴免斩而流徙辽东；在处理丁酉科场案时，顺治帝亦态度不同，“江南闱案部议轻而谕旨重，顺天闱案部议重而谕旨轻”[30]。顺治一朝，满洲上层对南方士人的不信任始终存在，加之北方官员在朝野上下的优势，可能都使得顺治时“北党”较为得势。这一状况在康熙朝发生了较明显变化，随着南方士人在科考中的崛起，康熙中后期之汉人重臣徐元文、张玉书、张英、李光地皆为南人，江南地方的州县官亦不再以北方官僚为主。综而论之，北方官僚群体对清初江南的州县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构成了此一时期清军金戈铁马行于江南的另一面。北方官员南任期间，在安定地方、恢复吏治、重建文化等方面勠力而为，可以说这是清朝得以在江南站稳脚跟、缓和与江南地方矛盾，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将江南纳入其统治的重要依靠，也为之后康熙等朝皇权积极介入江南社会文化治理奠定了基础。参考文献:[1] 赵园:《想象与叙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2] 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实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3] 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5页。[4] 蒋良骐:《东华录》，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5] 《魏源全集?圣武记》，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6] 顾诚:《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04页。[7]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8]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9] 计六奇:《明季南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0] 彭遵泗等:《蜀碧(外二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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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主要资料来源:《扬州府志》卷八?秩官志上康熙三年(1664)刻本；《苏州府志》卷五五?职官四光绪九年(1883)刊本；《常州府志》卷十三?职官表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镇江府志》卷二三?刺守，卷二四?参佐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松江府志》卷三七?职官表?府秩表，卷三八?职官表?县秩表嘉庆松江府学刻本及部分其他州县方志(所在地)官职名称 满人 汉军旗人及辽东汉人北部省份汉人南部省份汉人(所在地)官职名称 满人 汉军旗人及辽东汉人北部省份汉人南部省份汉人巡盐御史 3 6 3 (松江)知府 1 7 3 1(扬州)海防兵备副史 2 3 3 (松江)同知 3 4 3(泰州)管河工部分司 6 1 (松江)通判 2 6 1(高邮)户部分司 6 3 9 2 (松江府)推官 6 2(扬州)(扬州)知府 7 2 3 松江府下辖知县(州) 5 16 7(扬州)同知 2 3 4(驻瓜州)江防同知 2 3 2 (常州府)知府 6 2 1管河通判 1 4 (常州)同知 5 2(扬州)推官 6 1 (常州)通判 12 4扬州府下辖知县(州) 2 25 34 9 (常州)推官 5常州府下辖知县(州)4 23 11(苏州府)知府 3 5 2 2海防同知 3 3 (镇江)知府 3 6总捕同知 2 4 2 (镇江)同知 1 6管粮通判 1 4 2 (镇江)通判 9(苏州)(苏州)推官 5 3 (镇江)推官 6 2苏州府下辖知县(州) 13 41 13 镇江府下辖知县(州) 6 16 2表4 顺治朝扬、苏、松、常、镇五府及所辖州县官员籍贯表(以官职分类) 单位:人注:1.表4及表5中“汉军旗人”简称“汉军”2.扬州府四官为驻于扬州府境的巡盐御史、海防兵备副史、户部分司以及管河工部分司，其中满洲6人皆任于户部分司3.括号内百分比为北方汉人人数占本行总人数的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下表同官 职 满洲 汉军1及辽东汉人 北方汉人 南方汉人 总计知府 4 28 15(27.8%) 7 54府属佐贰官员 14 91(66.9%) 31 136知县(州) 2 54 122(56.7%) 37 215扬州府四官 6 8 24(51.1%) 9 47总计 12 104 252(55.8%) 84 452表5 顺治朝扬、苏、松、常、镇五府及所辖州县官员籍贯表(以府及辖县分类) 单位:人所在府 满洲 汉军及辽东汉人 北方汉人 南方汉人 总计扬州府 8 45 76(48.4%) 28 157苏州府 3 20 51(54.3%) 20 94松江府 1 17 35(52.2%) 14 67常州府 12 47(61.0%) 18 77镇江府 10 43(75.4%) 4 57总计 12 104 252(55.8) 8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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